本文作者与译者合照

左边为船田善之教授

从元日外交文书来看大蒙古国公文制度

——与碑刻文书之比较研究

舩田善之撰

于磊译

提要：大蒙古国忽必烈可汗曾于年和年两次组织远征军征伐日本。大蒙古国曾介由高丽试图同日本进行外交交涉，这一过程中被送达至日本的外交文书以抄本保存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或收录于编纂史料等形式流传至今。本文即对其中的至元三年（）《大蒙古国皇帝奉书》（亦即所谓《大蒙古国大书》）和至元六年（）《中书省牒》加以考察，而试图将刻于石碑之文书，即碑刻文书等资料与之进行比较，在大蒙古国文书的形式、格式的变化方面对这两件文书重新定位。通过对文书形式以及起首句的分析，阐述这两件文书反映了文书行政体系尚未完全确立的过渡期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强调蒙古时代碑刻史料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大蒙古国日本外交文书碑刻文书公文制度上天眷命洪福

序论

大蒙古国（YekeMongγululus，年以后同汉语国号“大元”并用）忽必烈可汗（QubilaiQaγan）曾于年和年两次征伐日本。日本分别称之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森平雅彦提议当以更具中立性的“甲戌之役”和“辛巳之役”来称谓之[1]。笔者亦表示赞同。[2]在此之前，大蒙古国曾介由高丽试图同日本进行外交交涉，这一过程中被送达至日本的外交文书以抄本、或者为编纂史料所收录等形式流传至今。

本文即对其中的至元三年（）《大蒙古国皇帝奉书》（亦即所谓《大蒙古国大书》）和至元六年（）《中书省牒》加以考察。如后文所述，关于前者，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后者，也由“发现”该文书的张东翼以及植松正作了详细的探讨[3]。尽管如此，本文则试图将刻于石碑之文书，即碑刻文书等资料与之进行比较，在大蒙古国文书形式、格式的变化方面对这两件文书重新定位。从而进一步强调蒙古时代碑刻史料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关于由大蒙古国送至日本的文书的研究，堤一昭曾提示到，“由蒙古送至日本以及由高丽送至日本的几件文书，首先要把握它们存在的形态（文书、典籍所收录等）以及数量，”“继而，需将‘蒙古命令文’从蒙古时代史的视角进行重新探讨”。[4]在此问题意识之下，本文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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