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秦岭文学已经得到董攀山先生授权，从本期开始将连载董攀山先生的自传体作品《我的军旅生涯》，敬请阅读。也对一名老军人表示敬意！向曾经是军人的人，向所有现役军人表示敬意！
第二章火热的新兵生活
在定陶县城，各个村的应征入伍人员都到这里集中来了。在这里，我们排队理了发，排队洗了澡，排队换上军装，排队吃过午饭后，把换下来的衣服让送我们来的伙伴们捎回家去，然后背起背包，跟随带兵的首长，步行50华里到了地区政府所在地——菏泽。
在地委党校的大操场上，分5排停放着40辆解放牌大卡车，上面蒙了篷布，乍一看，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接新媳妇用的太平车。所不同的是，太平车的行走是牛牵引的，慢得很；这是机器，飞快！40辆汽车成方阵排列，无论前面的保险杠还是车轮、车身和车尾，绝对在一条直线上；每辆车的旁边都站有一名解放军战士，估计那就是司机了。带兵首长告诉我们，这就是部队来接我们的汽车。看样子，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在这里，我们又吃了一顿鸡蛋汤泡烧饼，然后以班为单位登上汽车，东出菏泽城区左转，向东北的方向进发。
这称得上是一幅壮观的景象。在县城换军装的时候得知，我们这批新兵来自菏泽地区的两个县，一个是曹县，名新兵全来了；再一个是定陶县三个公社的兵，即张湾、城关和陈集，我们村属于张湾公社，三个公社共个兵。两个县共名新兵分乘40辆大卡车，一路前行，够得上浩浩荡荡的了。冬季天短，没走多大会儿，天就完全黑下来。一刹那间，40辆大卡车全开起了大灯，把并不宽阔的柏油马路照得一清二楚，跟白天没有什么两样。偶尔，对面来一辆、两辆的汽车，当与我们车队的每一辆车接近时，双方的大灯闭、小灯开，远远看去，就像人的两只眼睛一挤，后来才知道那叫会车。与我们同车的是到我们公社带兵、后又成为我的新兵排排长的庞东河排长。他是梁山人，当时梁山县还属于菏泽地区，不归现今的济宁市管辖，可以说与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菏泽老乡。庞排长问：“你们谁去过济南？”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都不敢回答；只有一个来自城关公社的兵自豪地说：“我去过！”庞排长说：“对，咱们就去济南。”我嘴上不说心里话：济南，应该往南走啊，怎么向北呢？也是从这时才知道，济南在菏泽的东北方，不是我儿时仅仅从字面上理解的，济南就应该在我们村很远很远的南面。
“你们看看几点了？”庞排长举起自己的左手腕，露出手表说。卡车上没有座位，他和我们一样坐在自己的背包上，相互依偎着呈半躺姿势；没有灯，只能借着后面的车灯射过来的光亮看表。
我尽管离他最近，也看得最清楚，但我分不清时针和分针；况且，手表上没有阿拉伯数字，我看不出短针指向几、长针指向几。还是那位去过济南的城关兵伸过头来看了看，说：“六点四十一。”庞排长说：“时间还早，都别说话，好好睡一觉。”于是我们都安静下来。
第一次坐上汽车，第一次戴上和穿上这么暖和的棉帽、棉袄、棉裤和棉鞋，第一次吃上鸡蛋汤泡烧饼，第一次和解放军的排长身贴身地挨着并学会了看表，我心里有着无比的兴奋。记得上初中时，一支野营拉练的解放军队伍从我们村前的公路上经过，我跟在后面足足看了三里路，以至于错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村里有几个外出当兵的，每次有人回来探家，我总是跑到人家家里近距离地看一看，看看解放军的手、脸和所有暴露在外面的器官和常人有什么不一样。看电影、小说什么的，最爱看的是关于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解放军，如何将成束的手榴弹扔进敌群，“轰”的一声，敌人翻着筋头腾空而起，又头朝下重重地落下；或者一个敌人骑马逃跑、眼看就要没影时，我们在场的营长或连长从战士手里拿过长枪，然后转动着身子瞄准射击，敌人应声落马；以及我军队伍里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兵与兵之间，还有军政军民之间那种兄弟爱、鱼水情的镜头和描写……现在自己就要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了，我怎能不高兴和激动呢！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一兴奋，便不由自主地在喉咙里哼起了跟着公社的广播喇叭学会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选段。这是我仅有的一点点“演唱才能”里最为标准的一段，上高中时曾在迎新年晚会上给全校师生露过一手。这时唱来，心绪自然要比那时丰富得多。我想，已经当兵了，如果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情况下，自己和李玉和一样，也是地下党。假如也面临李玉和那样的考验，自己扛得住扛不住敌人皮鞭、老虎凳的酷刑和金钱、美女的诱惑？我想，扛不住也得扛。因为不当李玉和就得当王连举，就得当叛徒出卖别人，那人家可就骂我祖宗八辈了，叫人家骂祖宗可不中！听老年人讲，在我们家，再往上记不清了，我爷、我爹这两辈子人，别说本村，就是方圆十几里，凡认识他们的人，没有一个说孬的，都说他们是大好人。好人是不会出卖别人，不会叫人家吃亏自己沾光的。还有我那从38岁就开始熬寡、靠自己的一双手把我们姐弟5人一个个抚养成人的老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家人饿得浑身浮肿，在吃完自己家的榆树叶、榆树皮，又领着我们外出挖野菜、捡食人家扔掉的老葱叶、西瓜皮等的情况下，也决不允许我们去偷人家的东西；到了晚年，又毅然支持我这个老小、唯一的儿子应征入伍，自己甘愿承受孤独和落寞的情感重压。祖宗和老一辈这样做，恐怕就是要我争当李玉和，不做王连举。辱没祖宗的事不能干！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哼完了《红灯记》，又开始哼唱《智取威虎山》。我又想，到部队后，如果也叫我只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任务，我敢不敢、能不能像杨子荣那样打虎上山，最终把座山雕拿下。我想，我也会的。那一年我12岁，正上小学五年级，利用暑假的机会，和一群小伙伴到生产队菜园附近的地里割草。突然，队长喊我们过去。原来生产队浇菜的水车坏了，车链子脱落掉在了井底，能用的工具都用上，怎么也打捞不出来，必须有人下去把水车链挂在钩子上，然后拉上来。成年人下去挂呢，身子太重，上面的人拉不动，只能叫一个小孩下去完成这个任务。平时比我跑得快、力气大、个头高的伙伴们有的是，但我却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当时正值三伏盛夏，井上汗流浃背，井下却比冰窖还冷。况且，井里的水虽已抽干，可井底的淤泥有齐腰深，刚一踏进去，浑身冻得就没有知觉了。更由于，这口井的井壁是用砖砌成的，很不牢固，且井筒已经变形，上面细下面粗，还弯弯曲曲的。井里有水时，有水的力量扛着，井壁还能坚持着不垮；这时井里没水了，地下的水从砖缝里渗进来的同时，泥块也不停地往下落，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潜进淤泥里把水车链挂在铁钩上……待队长和种菜的四叔把我拉上来后，我一下子瘫倒在滚烫的沙土里，半天没有爬起来，以致于到现在一遇阴天下雨和天冷时，两个膝关节还隐隐作疼。更使大家感叹我命大和自己极为庆幸的是，我刚从沙土里站起来，就听得“轰隆”一声，整个井就完全塌落下去了。如果晚出来一小会儿，我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了12岁上。12岁的我就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何况我现在已经20岁，并且已经成为解放军战士！
这样哼一段想一会儿，把会唱的曲目都哼了个遍，又感到过于浪漫，想得太多。部队还没到，就想这想那，太不现实了，还是想想怎样当一个好兵吧。于是，我又哼起了上一年级的时候就学会的老歌：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
“现在几点了？”一首《我是一个兵》还没有哼完，庞排长又举起了左手腕。这次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只用眼睛一瞟说：“差五分夜里十二点！”
“好了，到地方了。”庞排长坐起来，“大家醒醒，准备下车。”
庞排长的话音刚落，汽车便开始减速，然后右转弯下了柏油马路，在土路上三拐两拐进了一个小村子。借着车灯和街上为数不多的路灯灯光看去，发现该村的房顶跟我们老家的差不多，也是尖顶人字形；只是房子四面的墙壁全是用石头垒的，下面是大石头，上面是薄石片，一看就比我们村特别是我家的土坯房结实。庞排长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新兵训练的地方，叫石马大队，属于长清县平安店公社，离济南20多公里。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石马的北侧就是我们团的农场，每年有一个连队在这里种粮、种菜，我们睡觉打地铺用的麦秸就是从农场背来的。我们这批新兵临时组建一个营，共三个连队。昨晚，新兵一连乘车直接去市里的营房了，二连被拉到了临近的杜庙村，三连和营部驻在石马。我被分在三连二排五班。碰巧的是，我与庞排长和那个“去过济南”的城关兵住在事先划分好的老乡的一间屋子里。城关兵叫刚志华。庞排长睡在一张大床上，我与刚志华通腿睡地铺。虽是地铺，但有厚厚的麦秸垫在下面，再加上我们两个的被褥铺盖在身，比在家里睡觉暖和多了。
第二天是休息日。昨天又睡得那么晚，按规定，应该听号音、晚起床，至少睡到八点，可我们哪能睡得着！天刚蒙蒙亮，大概六点钟左右的样子，我们就擅自起来了。站在村前往西看，是我们昨天来时走过的公路；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跟我们菏泽老家差不多。往东看，则是一座连一座的山峰，近处的低、远处的高，在渐渐明快的朝霞的映衬下，犹如一层叠一层的乌云，很是壮观。上小学时，课本上经常讲到雾里、雨中或阳光下的山峰如何如何，但那毕竟是“纸上谈兵”，现在真山就在眼前，真想爬上去看个究竟。不过，这个念头一出现，又马上打住。现在，我们已经是解放军战士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不是叫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吗，营里或连里万一有事什么的，我们却看山回不来，领导上非批评不可。刚当兵，不能给领导留下坏印象。想到这里，我们便把看山的念头用力压在心底，只远远地望了一阵子，便回宿舍洗刷。
早饭是在我们住的那间房子隔壁的一家北屋里吃的。这才是我们五班的宿舍，由于人多住不下，我和刚志华便被安排到排长那里去了。班长叫高生根，江苏人，矮个，圆脸，说话总是把互相帮助的“互”说成“福”，对人很热情。他年入伍，比我们早四年。除班长外，就是我们12个新兵了。大概是为了体现五湖四海、避免老乡观念的缘故吧，12个新兵中，有7个曹县的、5个定陶的。就是这5个定陶兵，也来自三个公社，我只认识其中的俩。至于我们村的董进玉、董遂新他们两个，昨晚就被分到别的排里去了，更谈不上在一个班。尽管相互之间多数不认识，但都很客气，一听到开饭号响（当然是班长告诉我们的，这时我们还分不清什么是起床号，什么是开饭号、集合号、熄灯号等），个个争先恐后地去打饭。我笨手笨脚反应慢，没能抢先一步把饭盆抓在手里，只好摆桌凳、放碗筷。饭打来了，是大米。不过这种大米饭与现在的不同，现在的大米是雪白透亮的，黏在一起，很香；那种米饭有点发黑，盛到碗里几乎是一粒一粒的，没啥味道。要是搁到现在，一口也吃不下。要知道，那时在家连用发了霉的地瓜干面做的窝窝头都吃不饱，哪见过大米，于是盛到碗里便吃。班长说：“别吃，别吃，还有菜。”我心里话：班长真是好东西吃多了，这样的饭还用就菜！结果菜还没打来，我一大碗米饭已经下肚了。等到菜打来时，我就着菜又是一碗。还想再盛第三碗，但看看别人都已吃饱、或是谦虚不吃了，我也就不好意思再盛。
新兵训练包括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军事训练主要是最基本的队列动作的训练，包括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左看齐，齐步、跑步、正步走，还有左转弯走、右转弯走等。一开始稀里哗啦的，我们做不好，可慢慢就行了。特别是后期，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全班12个人，“一”字排开，在老百姓的打谷场上，从这头到那头，约30米远，在班长的口令下，无论齐步、跑步还是正步，自始至终在一条直线上，且脚踢得一般高，落下去“唰”“唰”作响，跟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前的仪仗队相比，也就是服装没有现在威武好看，人员个头没有现在高和整齐划一而已。
当然，付出也是有的。早晨练，上午练，下午练，有时为迎接连里组织的会操比赛，班长还领着我们利用午饭后和晚上的时间加班训练。一天走下来，晚上睡觉时，从头到脚都是酸疼的，特别是两个大腿根，疼得像是被人把肉从骨头上往下扒似的；脚上磨出来的血泡和水泡，晚上洗脚时用草棒或针尖挑破，把里面的血、水挤出来，第二天一早照常练习，时间一长，脚上竟结出了厚厚的一层老茧；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早晨训练时，不许戴手套，不许把棉帽上的护耳放下来，寒风一吹，手和耳朵眼看着开裂。当时我们略有不解：有手套和护耳为啥不用呢？班长说，部队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是冬练三九。训练不但要掌握过硬的军事知识和本领，还要练就抗严寒、耐酷暑的体能。即便这样，一有时间还得为房东挑水、扫院子，帮驻地生产队往地里运肥料，就连夜里睡觉也随时准备搞紧急集合。而我呢，比其他同志还多了一项任务：为连队黑板报写稿子。教育训练任务重，各种各样的活动多，黑板报自然也出得勤。正常情况下是一周一期，遇有重大任务则随时出，随时写。早、中、晚连里、排里和班里都有这样那样的安排没时间，熄灯后又怕影响别人休息，便到室外借着街上的路灯写出来，然后接着去站岗。不过，无论怎样苦，怎样累，比在家里挖河、深翻土地等轻快多了。关键是，在家里是饿着肚子干活，现在早晨吃大米，中午吃全麦面馒头，晚上吃白面馒头，每周吃一顿水饺或大包、看一场电影、到在济南市里的营房洗一次澡，洗澡来回还有汽车接送……这在家里做梦都想不到。所以，我们不但感觉不到苦和累，还觉得挺好。训练之余，便是读《毛选》四卷，看报纸，写家信，洗衣服等。前几项活动需要动脑筋，不便说话，洗衣服时就闭不上嘴了。一开始是哼哼革命歌曲，相互之间特别是跟班长熟悉后唱家乡小调，再后来便控制不住偶尔来一、两段米黄色的段子。记得一个星期天，洗完衣服后，一个叫韦付连的我们定陶兵，唱起了在家里学会的坠子书：
“说一个小大姐才十七，她黑夜白天想女婿……”
我们禁不住“嘿”“嘿”地笑。班长很严肃地批评说，“别笑！”然后又转脸对着韦付连，“流氓习气！”
韦付连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朵根，我们也顿觉尴尬。当大家刚想向班长承认错误时，只见他扭过头去“噗嗤”一声也笑了。班长这一笑不当紧，我们也就笑得更加响亮，还有那么一点点儿放肆。
政治学习主要是连长、指导员和各排排长等，轮流为我们讲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传统作风等。这些，我们上小学、初中和高中时初步接触一些，连长、指导员他们又讲得很系统，很详细，我们听得也很认真，自我感到心里很明白了，但真要说出个一、二、三来，还真不容易。记得第一课是：坚决听从党指挥。指导员師庆英给我们讲了半上午，我们又思考了半上午，下午以班为单位讨论时，師指导员来我们班听取情况。班长看我业余时间经常看报纸，读《毛选》，并积极为连队黑板报撰写稿件等，估计我讲得不错，便点名让我第一个发言；而我呢，也觉得胸有成竹、完全能够讲好。所以尽管嘴上不说，心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光想在指导员面前表现表现。见班长点了我的名，便毫不谦虚地从小马扎上直起腰来：
“党的领导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有了党的领导，我军就胜利；脱离党的领导，我军就失败。”
结论背下来了，理由或者说依据呢？或者说为什么这样说呢？讲不出来了。问题是，理由、依据等满肚子里都有，可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好在指导员很耐心，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我说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可惜得很，我嘴里呜噜了大半天，再也没有呜噜出一句话来。
“哪位同志有补充？”班长也希望我们班在指导员面前有个好的表现。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吱声。
“这个问题要沿着我军成长壮大史的路子来说，”指导员看我们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了，便开始循循善诱。他是济宁微山湖人，离我们菏泽很近，说话的口音和我们几乎一样，把说话的“说”说成“佛”，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也是我们菏泽老乡。“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行把支部建在连上等制度，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结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后来，王明排斥毛泽东，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几乎损失殆尽。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又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并且从胜利走上胜利，直至打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然后再加上董攀山同志‘佛’的那些，不就行了。”讲到这里，師指导员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们一圈，尤其是看看我，接着说，“只有沿着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这条路子来‘佛’，才能‘佛’清楚。不然，只‘佛’个结论，不用事实去证明它，那是硬‘佛’，硬‘佛’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经指导员这么一“佛”，我心里恍然大悟。上午上辅导课，指导员就是这样讲的；这些历史知识上初中、高中时都学过，我也知道，怎么就不会以此为论据去证明已知的论点呢！更使我感到难堪的是，班长点名叫我第一个发言时，就应该谦虚一下，至少不能把腰杆挺得那么直。这下好了，丢脸了。不但丢自己的脸，还丢全班的脸，指导员肯定对我有看法。之后，我极小心眼儿地注意观察同志们特别是指导员对我的面目表情，推测他们是不是认为我草包、饭桶，肚子里没东西还谝能。实践证明，我多虑了。指导员和大家一如既往地对待我，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不仅如此，三年以后，当他看到我写的新闻稿件、言论文章等在军区《前卫报》、军委《工程兵报》上连连登出来的时候，在我们两个既不是一个营更不是一个连、完全没有隶属关系的情况下（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分到了四营渡河连，師庆英是三营九连指导员），他指着我的名字很自豪地对旁边的人说：这是我的兵！
除了这些大的教育训练课目外，更多的是日常养成。如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许顶撞领导；见了上级要敬礼，不便敬礼和问好时要行注目礼；走路时要两人一行、三人一伍，不许边走路边抽烟、边吃东西，不许相互勾肩搭背，不许把手抄进裤兜里，不许吹口哨和做其他小动作；要搞好团结，不许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不许犯自由主义；无事不外出、有事请销假，外出要两人以上；吃饭时不许说话，不准“不咋”嘴；饭前便后要洗手，解大便用手纸，不许用砖头瓦块；不许站街头，见了生人特别是见了年轻的女人不许瞪着傻眼、仰着傻脸、张着傻嘴、傻看起来没完；要遵守群众纪律，坚持天天为房东挑水、扫院子，下雪时把附近路上的积雪清除干净；要勤俭节约，不许乱花钱，不许吃零食；就寝和起床时，脱衣服要自下而上地脱，穿衣服要自上而下地穿，睡觉时衣服要放在规定位置；要搞好内务和个人卫生，勤洗、勤晒衣服和被褥，起床后被子要叠好，平时不许坐床沿，要保持铺面的平整；要讲究文明，不许随地吐痰，更不许随地大小便，并做到走路让人、乘车让座，在公场合要保持安静，不许大声喧哗；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站着不许挺肚子哈腰，坐下不许跷二郎腿；与人说话时要两眼平视对方的脸，面带微笑，不许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四处张望，看着别处；要坚持学雷锋做好事，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不许打人骂人，不许和老百姓发生摩擦等等。这些要求尽管很繁琐，但并不难做到，因为它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关键在自觉。我们个个都是朝思暮想才当上的兵，谁敢不自觉、谁肯不自觉呢？所以无论连长、排长还是班长，只要一说，都当做“最高指示”，绝对落到实处，并且比着看谁做得更好。你看吧，无论正课时间还是业余时间，包括节假日、星期天，床上的被子叠得绝对像豆腐块，脸盆、毛巾、牙缸、牙刷等绝对放在同一条线上，连牙刷头的朝向都是一致的。
难度较大一点的训练科目是最后的投弹、射击和操枪。对于我来说，投弹、射击算不得什么。上中学时，体育课里面就有手榴弹投掷这一项，我还投出过40米远的优秀成绩。射击也不难，因为只训练步枪卧姿射击，不练跪姿和立姿，不打手枪、机枪、冲锋枪，并且只打固定目标，不打移动目标。所以，只要掌握住了“三点成一线”的要领，再记住班长教给的考虑到风向、风速的影响等因素，保证一扣扳机一个准。记得实弹射击考核时，10发子弹我打出了95环的优秀成绩，基本上每一发子弹都正中靶心。糟糕的是操枪里面的“卧倒出枪”这一项。正确的要领是：右手握枪呈立正姿势，听到口令后，左腿往前跨一大步顺势自下而上地卧倒、趴下，与此同时右手把枪送到前面，枪托顶住右肩呈射击状。这些要领我背得滚瓜烂熟，可一做起来就不是那个样了。连长吴林荣过来了，他是我们新兵三连的连长。因到我家里走访过，对我有印象。看我做得不标准，便叫我一旁好好看，他先示范一遍，我再仿照他的动作来做。谁知一连做了三遍，我总像一条装满了粮食的布袋一样，“扑捅”一声摔在那里，怎么做也是个不对，并且越做越紧张，越紧张做得越差。随着我的三声“扑捅”，吴连长连说了三个“不行”。看我实在做不下来了，他拍拍身上的土，不再说什么，只是定睛看着我苦笑了一下说：“好好练”。其神情，真可谓恨铁不成钢。我心里又是“咯噔”一下子：坏了，又丢脸了。政治学习在指导员面前丢了脸，军事训练在连长面前又丢了脸，下一步还能有个好？实践证明，我又一次有点小心眼儿了。第二天下午，班长派我去炊事班帮助垒锅灶。老兵砌，我负责和泥巴。正干得起劲，吴连长来了。他是看锅灶垒好了没有，会不会耽误全连正常开晚饭。当时，我两手泥巴，不便打敬礼，只能看着他微笑。看见我，他径直朝我走来，我以为他要与我握手，正不知如何是好，只见他蹲下身子，双手直往我的脚上伸。原来我只顾干活，没发现自己的一只鞋的鞋带开了，而且拖得老长，一走路，随着脚左右甩动。他是要给我系鞋带。一个新兵蛋子，怎能叫连长给自己系鞋带！我急忙向后退。可我退一步，吴连长弓着腰跟一步；再退一步，他再跟一步。就这样，我一连退了三步，他弓着腰跟了三步，就像昨天教我如何卧倒出枪一样。我不敢再退了，便恭恭敬敬地站好。一下，两下，三下，他极认真、极标准、极迅速地给我系上，比我另一只脚上自己系的还好。看着他那宽大的脊背，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小时候，只有母亲和姐姐给我系过鞋带，没想到解放军的一连之长，竟能如此厚爱一个刚入伍的、非亲非故的新兵。我想，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里，才能有这样的官兵关系吧！
帮助炊事班垒完锅灶后，我立刻请人帮我练习“持枪卧倒”军事动作，直到完全符合要领要求为止。
年的春节是在新兵连度过的。按照部队的统一安排，我们放假三天。除了改善生活外，一项重要的活动是汇报演出。在驻地石马村的大街上，有一座用土堆成的四方形台子，平时是他们村召开会议的地方，现在成了我们演出的舞台。先由每个班出一个节目，然后是个人自告奋勇演出。我们班的节目是表演唱《牢牢握紧手中枪》，是班长导演、我们全班新兵演出的。说实话，每个班的节目都不怎么样，热闹热闹而已。进入自告奋勇环节后，登台演出的还真不少。有唱革命歌曲的，有表演武术的，有唱坠子书的等等。我上台唱了一段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浑身是胆雄赳赳》。在家里时，怎么唱怎么字正腔圆，连老头老妈妈都夸我唱得好。可此时，怎么唱怎么不好听。我不甘心，又唱了一段山东梆子《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糟糕的是，还不如上一段唱得好。我明白了，在家里时，面对的是老少爷们，他们大都不识字，你唱个什么样都是标准的，现在不行了。这可都是农村和城镇青年中的佼佼者，一个比一个有才分，我这点文艺细胞根本显示不出来。看来，不但军事、政治、作风、纪律等要提高，就连业余爱好也要提高啊！
严格意义上讲，穿上军装还不是一个兵，再戴上领章、帽徽才是一个正式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新兵训练的目的，就是通过训练淘汰不合格兵员，让军政素质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同志及时戴上领章和帽徽。所以，一方面，我们刻苦学习和训练，好好表现，绝不能被淘汰下来；另一方面，强烈地盼望着戴上领章和帽徽。到了训练的后期，这种心情日甚一日，竟有那么一种望眼欲穿、备受煎熬的滋味，跟在家里盼望接到入伍通知书时的心情差不多。
这天下午，我们班正在村外的空地上进行投弹训练。突然，营部通讯员跑来了，说叫我到营部去一趟。说是营部，其实就是村北面我们团农场里的一间平房。白天不开灯，里面的光线还有点暗。我按照平时的训练要求喊“报告”、听到“请进”、进去打过敬礼后，看到吴连长在里面；他旁边是一位年龄比他稍大一点儿的首长，个子不高，但大额头，眼睛明亮，整个人看上去很精神。吴连长告诉我，这是咱们营长，我对着营长急忙又是一个敬礼。吴连长说，团里马上要给你们授衔了，开大会时准备由你代表全营新兵发言，营长想听听你的演讲能力怎么样。当时，年实行的军衔制已被废除多年，军人的标志就是绿军装和红领章、红帽徽，授衔就是颁发领章和帽徽。这些日子，我们盼望的就是它。我心里一阵激动，但联想到政治学习在指导员面前丢脸，军事训练在连长面前丢脸的难受劲儿，便打算推辞。可刚要开口又下意识地控制住了。我听班长不止一次地说过，部队有规定，叫做领受任务坚决，完成任务圆满，不打折扣，不讲价钱，包括叫你吃你就吃，叫你喝你就喝。倘若遇上学习讨论点名叫你发言时，能讲多少讲多少，不许推辞，也不许说客套话。那次政治学习在指导员面前发言丢脸没挨批，就是因为我“领受任务坚决”，不虚伪。营长递过来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说：“念念看。”
这是一篇政治理论文章，我已经看了多遍，对里面我感到不错的字眼和词句还做了笔记，内容我理解，坚信自己能够读好。问题是我不会普通话，听口音营长又不像是菏泽人，担心营长笑话我的方言土语。好在那时不强调讲普通话，不仅不强调，谁如果讲普通话，讲得好倒还罢了，万一讲不好，人家还骂你“装蒜”。想到这里，我不害怕了。按照在大会上发言的语速、语气和语调，朗声地、有板有眼地念起来，并坚决避免方言土语的缺陷，绝不把“说”念成“佛”，把“水”读成“非”。念完之后，营长说就这样吧。吴连长说，回去好好把发言稿准备准备。
这次的发言稿实际上就是决心书，发言就是表决心。戴上领章帽徽就是正式的解放军战士了，心里怎么想，今后怎么做，总得有个态度吧！对此，我并不陌生。从儿时起，每逢村里开大会进行“三夏”、“三秋”生产动员时，大队干部讲完后，各小队队长挨个儿放狠话、发誓言，不就是朗读自己在心里写成的决心书吗？除了这些记忆之外，正儿八经地写决心书并且与当兵有关的就有三次。一次是高中毕业时，由我执笔，我们村7个高中毕业生联名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决心书，表示永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一个好的回乡知识青年，受到了支部书记董世耕的高度赞扬；我们弟兄一人的允许当兵，估计这份决心书起了不小的作用。第二次是当兵查体合格后，公社团委召集查体合格人员开会，我在会上做了重点发言。表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组织上批准自己入伍，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不给家乡人民丢脸；如果批不准，则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一个好民兵。最后我还用“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两句话作为结尾，表明心迹，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当场称赞。第三次就是参军后，连里召开新兵训练动员大会，我代表我们排表了表决心，换来了排长的表扬、其他同志的羡慕。尽管有这方面的实践，但那毕竟范围小、要求低，讲孬讲好影响不大，这次就不行了。这次是代表全体新兵向全团表决心，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大的场面呢，说不定团长、政委都得参加。万一讲不好、掉链子，就不是在连长、指导员面前丢脸的问题了，丢的是整个新兵营的脸，甚至可以说，将会抹杀三个月新兵训练的成绩。为把发言稿写好，我使出浑身解数，绞尽脑汁，写了改，改了写，不知是几易其稿，直到自己感到实在没啥可改了，才交给连部文书过目。他和我们班长同一年入伍，在我们眼里是一个大秀才，连长、指导员的讲话稿都是他写的。我想，他肯定把我写的决心书改得面目全非。没想到他只改了两个字，便退给我说：“行！”
大会是在我们团大礼堂里召开的。上午8点开会，7:45各营、连便整队入场完毕。左右两侧和后面，是各个老兵连，我们新兵坐在前面中间的位置。后来才知道那是看演出或看电影时首长和机关坐的地方，这会儿让给我们了。尽管有我们新兵在中间隔着，左右后三侧老兵连之间的唱歌声和拉歌声还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这个连刚唱完一首，那个连的指挥员接着喊：“唱得好不好啊？”全连齐声回答：“好！”“再来十首八首要不要啊？”“要！”“鼓励鼓励！”接着便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有个连队别出心裁，把歌曲《军民大生产》改编成拉歌词。指挥员唱一句“xx连呀么喝嘿”，全连接着唱“来一个呀么喝嘿”……被拉的连队唱完一首后，也用同样的方法拉对方，好不热闹。许是想展示一下我们新兵的风采，在庞排长的指挥下，我们全营齐唱《大刀进行曲》。名新兵一齐唱，就比一个连队百十号人的声音大多了，立马响彻整个礼堂。最后那个“杀”字刚落地，就有连队拉我们：“新兵营呀么……”
突然，歌声停止，全场立刻安静下来。原来是开会的时间到了，团值班员示意大家安静。这时，从礼堂的大门入口处走来一队首长，伴随着我们的掌声，他们也边走边鼓掌。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又高又胖，面带微笑。到了主席台上后，那位又高又胖面带微笑的首长在前排桌子的中间位置坐下，其他首长依次坐在他的左右两侧和后排。听班长讲，我们团长是一位老红军，刚被提拔到别的部队当副师长去了，新的团长还没有配上，暂由政委军政工作一人抓。我猜测，那位又高又胖、面带着微、在中间位置坐下的恐怕就是政委了。后来得知，他就是政委，叫孙守忠，一位和蔼可亲、哪怕是见了一个新兵也主动打招呼问好的老八路。由于要上台发言，我被安排在前排最左边的位置，这里距主席台近，便于上下。班长告诉我，今天的大会主要有四项内容：一是授衔，就是由团首长为我们新兵颁发领章和帽徽；二是新兵代表发言；三是老兵代表为我们祝贺；四是团首长提要求。也就是说，在今天大会讲话的人当中我是第一个。此时此刻，虽说有些紧张，但由于准备充分，不但不害怕，还有那么一种冲动、一种表现欲。授衔的环节过去后，当主持会议的首长宣布：“下面有新兵代表发言”时，我按照标准的军人动作起立、迈步、上台，向主席台上的首长敬礼，右转身再向台下全体与会人员敬礼，然后把嘴对准发言席上的话筒。
“敬爱的团党委，团首长：参军入伍，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是我们儿时的追求、梦寐以求的愿望。歌曲《真是乐死人》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今天，这一愿望实现了！这是团党委、团首长关心爱护的结果，是各级领导和全体老战友帮助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体新战友，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革命的敬礼！”
我刚走上主席台时，那位被我认为是“政委”的首长，还跟两边的首长轻声说话，这时也不说了。整个礼堂，台上台下，除了我以外，全都屏声静气。我知道效果不错，便更加神定气稳、慷慨激昂。
“入伍，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需要努力的还在后头。为了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百炼成钢，我们决心做到以下几点……”接着，从政治、军事、作风、纪律等八个方面，就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解放军战士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具体的表态。由于三个月的教育训练，使我对于怎样当好一个兵，不仅有着准确的语言表达，更有着内在的切身感受，讲出来的东西句句打到了点子上：既是今后的决心，又是三个月成绩的汇报；既表达了全体新战友的心声，又是对包括各级首长在内的所有老兵的赞美和感激；同时还说出了新兵营从营长、教导员到排长、班长这些训练我们的人员的心里话。在情感上，由于承载着对离家时父老乡亲送我们到村口，和到部队后连长为我系鞋带，指导员对我们循循善诱，排长、班长对我们言传身教等的感激，流露出来的也是真感情，无论声音高低，还是每个自然段最后那个字是脱腔还是戛然而止，都恰到好处。正因为如此，中间多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以致于我不得不频频还礼。会后，我问一个被窝里睡觉好几天的刚志华讲得怎么样，他说，啥都好，就是中间那几个敬礼打得不标准。可不，开头和最后那两个敬礼我是下了功夫的，中间对大家鼓掌的还礼没怎么重视。唉，真是话多有失，礼多也有失啊！就为这一点，我还懊丧了好几天。
帽徽、领章是乘车返回石马后佩戴的。对于这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原来我们曾见过，新兵训练以来，我们也把班长的帽徽、领章抓在手里好好地看了看。不过那都是戴过的，有的还洗得褪了色，崭新的、从来没有戴过的帽徽、领章端在手里还是第一次。那个好看哦，红、鲜、亮，像是里面有水快要滴下来似的。我们捧在手里端详了好半天，才按照班长教给的动作要领往帽子上戴，往领子上缝。好不容易戴正、缝好了，穿上军装对着镜子看看不满意，拆下来再缝。直到班长说好、我们也觉得满意才住手。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穿好戴上领章和帽徽的军装后，我们越发显得精神。原来那略带黄色的脸，经过三个月大米白面的喂养，本已发红，现在被帽徽领章一映衬，个个容光焕发。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参谋长。一开始是小声唱，后来是大声唱，最后是和班长一起边唱边表演。附近老百姓的孩子听到了，还以为我们演节目，纷纷爬上墙头观看。
这晚，我们激动得一个个都没有吃食（鲁西南自嘲语，只有猪、狗、鸡、鸭等家禽吃东西才称之为吃食，这里形容高兴）。
还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说一说。到部队后第一次发津贴我们是发的两个月的，因为我们的入伍时间是从年12月份算起，74年12月份的津贴连同75年1月份的于元旦前夕一块儿发了。那时候，第一年度兵一个月的津贴是6元钱，两个月就是12元，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当兵前，我们身上连一毛二分钱也是不常有的，有五分钱就算财大气粗了。捧着12块钱的巨款，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老母亲。打从我上学开始，每学期的学费、书钱都是她借着月光编蒲扇赚钱为我缴上的。一把蒲扇赚5厘钱，5毛钱的书钱就得编把蒲扇啊！还有2块钱的学费呢，往少处说得编把才行。要把这把蒲扇变成钱，谈何容易！首先要顶着烈日到集市上买回蒲草，然后再借着月光或点着煤油灯把蒲扇编出来，最后再顶着烈日到集市上把蒲扇卖出去……现在我有钱了，可该孝敬一下老母亲了！我把其中的2元钱装进上衣的左兜里，留着自己用；把其中的10元装进右兜，趁着星期天到市里的营房洗澡时，给老母亲寄去。为充分表达自己的孝心，还给母亲写了封家信，称自己有钱了，寄上10元，让母亲好好过一个春节。可没想到的是，我把这10元钱给弄丢了。
那天我们从石马乘车赶到营房后，趁大家洗澡的机会，我准备到附近的邮局把钱连同家信一块儿给母亲寄去。可一摸口袋，左兜里的2元钱软软地还在，右兜里的10元钱没了踪影。我那个急哦，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奶奶地，颠倒过来也好啊，把那2元钱丢了，10元钱留着，可偏偏是丢大留小、失多存少。10元钱啊，老母亲编把蒲扇才能换回来，折合成时间，差不多得半年。问题是，我已经写信告诉母亲了，怎么办？把信中的有关内容改过来，如实告诉她，钱丢了，寄不成了，那她该多心疼啊！如果这样，还不如不寄的好。于是，我把已经写好的家信撕掉，重新写了封报平安的信，称自己一切都好，勿念。祝母亲春节愉快云云。总之，说了些过年话了之。
有生以来得到的第一笔巨款丢失，致使孝心没尽到，其心情之懊丧，可想而知。但与我的垂头丧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班里的同志个个喜笑颜开。特别是班长高生根，不停地用他那浓重的江苏大丰口音唱语录歌：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福”（互）相关心，“福”相爱“福”（护），“福”相帮“足”（助）。他越唱，我就越烦。真是一扎不如四指近（鲁西南语，指血缘关系越近的人越亲）啊！要是亲哥弟兄们，有谁丢了钱，不说救济救济，至少得说句安慰的话吧。这倒好，不但一句安慰的话没谁说，还这个唱那个笑的，简直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连点人情味都没有！要是你丢了钱，我又唱又笑的，你心里是啥滋味？还关心、爱护和帮“足”呢，连“十分之一”也帮不了，唱唱而已。那几天，我真的有点不想搭理班长和其他同志了，反正没怎么主动和他们说过话。
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托堂弟写来的一封家信，信中说，你寄的12元钱收到了。往后有钱自己留着花吧，不要老想着她。并责怪我说，不应该把两个月共12块钱的津贴都寄给她，自己一分钱也不留，这样她心里更难受。我看得一头雾水。我是想寄钱的不假，可不是丢了吗，只好寄了封平安信，别说12元，连一分钱也没寄，哪来的12元钱？这时，班长唱歌唱得更欢了，不但唱“福”（互）相关心、爱护和帮“足”（助），还唱起了连里刚刚教唱的《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同志们一个个也笑得更加灿烂。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难道是大家替我寄去的？一问班长，果然如此。那天，班里的同志知道我准备寄给老母亲的钱丢失后，很是着急，马上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每人拿出一块钱，共12元，以我的名义给母亲寄了去，并统一口径：不到万不得已，任何人不许告诉我。和原来我准备尽的孝心相比，不但完全帮“足”，还多了2块。一方面是深沉的母爱，一方面是战友情深，两股暖流使我激动得不能自己。联想到前几天对全班同志们的误解，我心里越发感动。母亲，班长，战友们，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一元钱算不得什么，可那是你们替我尽的孝心啊！我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辜负同志们的希望，这个兵要是当不好，我愧对母亲，愧对战友，愧对每一个关爱我的人。那天夜里，我没有睡觉。站完岗以后给连队黑板报写稿子，写完稿子后又写日记，写完日记后又把院内外的卫生打扫了一遍。
如今，40个春秋已经过去，当年十八九、小二十、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一个个都到了花甲之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真想念你们啊，我亲爱的战友！
作者简介：董攀山，山东定陶人。年9月出生，长期从事机关文字工作。在搞好公文、应用文写作的同时，曾在《中国老年》、《中国人事报》、《新闻与成才》、《祝你幸福》、济南军区的英模事迹文集、《前卫报》、《济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等文学类作品。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传记文学。山东省中华文化促进协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