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兖州县城北七里之遥的安邱王府村
山东枣林庄是中国移民史专家葛剑雄、曹树基先生近年来实地调查考证中新发现的明初移民集散地之一。在当今山东兖州县城北七里之遥的安邱王府村，据明代石碑所载，该村原名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于此，始称安邱王府庄。
该村位于兖州东部丘陵山区，地处兖州府城郊，正当济南各州县南下的交通要道，元末明初，未受战乱波及，人口较为稠密，具备了集中移民的基本要素。虽然在官方文献中未曾发现有关移民的记述，但在安徽濉溪县志中却发现了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初由山东迁民本县的记载，并标明占本县人口80%以上的“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均为山东移民。笔者近年来在从事姓氏、族谱研究中，也曾多次收到辽宁、吉林等地民众的咨询电、函，称其祖籍原系山东枣林庄，清初移民加强边疆，迁居关外，要求帮助查证山东枣林庄的确切位置和迁徙史实。这也可作为山东枣林庄为明清移民点的旁证。
枣林庄到底在哪里？绝大多数曾家湾人都称自己的祖先是来自山东枣林庄，但在清代的《孙氏家谱》中，却没有关于枣林庄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记载，只说自己的祖先“来自西南”、“祖籍盐邑”、“海阳子孙”。枣林庄一说，只是口口相传。
经查滦南、原唐海两县的地名志发现，滦南有1个村庄、唐海有个村庄，都自称迁自枣林庄。丰南稻地、丰润一些乡镇等地也说来自枣林庄。虽未查全其他县区的地名志，肯定也会有迁自枣林庄的村落。这就让人产生疑问：几十个村庄，几十个姓氏，同时来自同一个枣林庄，似乎不太可能。
多年来有一句民谣在民间祖辈流传：“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来自晋西南广大地区，为什么只记得洪洞大槐树呢？这是因为，明初迁徙的移民，大多是穷苦百姓，迁徙之初，就没有文字记载。随着岁月流逝，几百年后，那些“移民”后裔，对于祖先在山西老家的具体地点，早已模糊不清，而对于祖辈相传作为移民集合点的洪洞大槐树，却记忆犹新。久而久之，“山西洪洞大槐树”就成了移民祖先的故乡。由此推断，“枣林庄”也只是一个重要的移民点，我们的祖先，是先到这里报到，之后再向北迁居。枣林庄到底是今天的什么地方？目前有三种说法：
1、山西枣林庄。据唐海、滦南地名志记载，只有滦南马城镇贺庄一个村是来自山西善后陆州洪洞县邑宁社八甲大槐树下。而有几十个村明确记载来自“山西陆州枣林庄”。其他移民村庄也只有“来自山西山后陆州”，而没有具体县村的记载。如果按此推论，枣林庄是洪洞县域内具体的一个移民集中地，村前有大槐树作为明显标志。但此说至今未见佐证。而贺庄人已明确说明具体地点是“山西善后陆州洪洞县邑宁社八甲大槐树下”，这种假设似乎不能成立；另一种可能是，枣林庄是洪洞县以外一个移民集合地。
、山东枣林庄。山东枣林庄是中国移民史专家葛剑雄、曹树基先生近年来实地调查考证中新发现的明初移民集散地之一。在当今山东兖州县城北七里之遥的安邱王府村，据明代石碑所载，该村原名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于此，始称安邱王府庄。该村位于兖州东部丘陵山区，地处兖州府城郊，正当济南各州县南下的交通要道，元末明初，未受战乱波及，人口较为稠密，具备了集中移民的基本要素。虽然在官方文献中未曾发现有关移民的记述，但在安徽濉溪县志中却发现了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初由山东迁民本县的记载，并标明占本县人口80%以上的“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均为山东移民。笔者近年来在从事姓氏、族谱研究中，也曾多次收到辽宁、吉林等地民众的咨询电、函，称其祖籍原系山东枣林庄，清初移民加强边疆，迁居关外，要求帮助查证山东枣林庄的确切位置和迁徙史实。这也可作为山东枣林庄为明清移民点的旁证。
3、河北枣林庄。翻查曾家湾周边的孙塘庄、孙家坨、柳林等十个村庄的《孙氏家谱》，大多自称源于山东枣林庄、或者山东中山枣林庄，孙塘庄和小北柳河的《孙氏家谱》记载更为详细，系永乐二年从“山东定州府中山县野雀窝镇撵兹庄村”迁至直隶遵化州丰润（今丰南）。经查明朝谈迁所著《国榷》一书，反复核兑定州（定县）在河北保定以南，原为中山国，并不属于山东管辖。在明朝属顺天府的真定府管辖，乃属河北之地，在今天的保定定州或者河北唐县境内。致于野鹊窝，人们就不难理解了。要么是村庄的名字，要么村头老树上有老鹳窝，年长日久，人们把当年来自何方都忘却了，但老鹳窝（老鸹窝，野鹊窝）却记忆犹新。所以老鹳窝，就成了寻根问祖的地方。中山国故地，因其在太行山以东，称之为山东，意思是“山之东、山的东边”，并非是指省份，后人曲解为山东省。
相关史料记载，明朝燕王朱棣靖难兵起，亦称“燕王扫北”，北京至山东一路城郭尽皆毁灭，定州孑遗，尚能有几，犹可外拨乎？京畿要地，“靖难”之役后，人口锐减，编户稀少，土地荒芜，民生凋敝，急待恢复生产，休养生息。滦州、丰润之地，更是人口凋耗，旧有存者，十仅二三。为此，朱棣称帝后下旨移民，明史载：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盖彼时，奉旨拨民，设立总局，派官管理，定州立一总局，枣林庄为移民点，四处分发，而拨民皆外省远来之民。
丰南张仰民老先生曾有考证：“枣林庄是移民点，硬说山东不妥当。历史书上有记载，太行山东枣林庄，永乐二年都报到，领取执照散四方。移民文凭领到后，来到稻地安家乡”。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史学界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综合分析以上三种观点，我觉得山西枣林庄说有些牵强，山东枣林庄说史料不足，河北枣林庄说史料充足且相互佐证，我本人持第三种观点。我们曾家湾孙氏家族的祖先是于明初永乐二年（公元年），从浙江海盐县的某地出发，先集合到枣林庄（今河北定州），办好各种迁移手续后，来到今天的曾家湾安家落户的。
皖西北部分居民祖籍“山东枣林庄”传说之来龙去脉本文来自人人网
小时候听邻居大爷闲扯，什么鬼故事，朱洪武，一扯就是大半天。有次，提到“解手”这个词，大爷说这是因为我们这边的人祖上是从别处被强制迁移过来的，官府为了防止逃跑，就把老百姓反剪双手，要是方便的话，就请求官差解开双手，因而叫“解手”。我们那地方的人走路喜欢双手反剪，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并且提到一个地名——山东枣林庄。
以前我以为这仅仅是传说而已，像朱洪武的故事一样荒诞不经，没成想昨天看《中国新闻周刊》看中国十大寻根之地，山东枣林庄赫然排在第五位，顿时心中惊喜交加，网上查了大半天，在一个贴吧里，竟有不少阜阳、霍邱等地的人提及“枣林庄”的传说。后来在期刊网上找到一篇论文，年的。
其实，如果通过方言、风俗、饮食习惯等比较，也许可以得出更多有趣的结论，可惜我不是专门搞这行的。
距离那次移民有六百多年了，这六百年间，风雨变幻，然而通过口口相传，移民的子孙们一直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纪念那次伟大的移民！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五山东枣林庄《寻根》年05期
口曹树基葛剑雄
山东枣林庄与麻城孝感乡、南雄珠矶巷和洪洞大槐树等著名的移民出发地、集散地相比，实在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要不是去淮北调查，我们也不会知道枣林庄。
由于朱元璋是濠州人，明朝开国后，他就在故乡设立了一个跨淮河两岸的凤阳府(治今安徽凤阳县)。凤阳府虽然辖境极大，但因长期受到战乱、灾荒、瘟疫的三重打击，已经残破不堪，直到洪武十一年()，土著人口还相当稀少，估计不过13万。
根据文献记载，从洪武三年至七年(--)，官方对凤阳府至少组织过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这些移民来自江南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府和山西北部的弘州、蔚州、定安、武朔等地。迁自江南的移民主要分布在凤阳府城及临淮、怀远、定远、五河等县，迁自山西的移民则集中在灵璧、虹县、宿州等地，移民总数已超过了土著居民。
年秋，当我们在固镇、灵璧、宿州调查时，听到的还都是祖先来自山西的移民传说，但向北进人濉溪县时，就发现了明初山东移民的踪迹。濉溪县的地方志编纂人员作了大量调查，在年编成的《濉溪县志·人口志))(评议稿)中就有这样的说法:
本县移民多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初徒入。建国前，濉溪城居住着周、吴、郑、王、李、丁、梁七个大姓。当地有‘·东李西梁南北丁，周、吴、郑、王居当中”之说。这些姓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均为移民。城东李姓，原籍山东省长清县野樵窝，明洪武十三年，兄弟四人奉调南迁，老大迁居萧县南冲叮，老二迁居宿县八孔桥附近，老三迁居路叮附近，老四迁居濉溪口城东李家桥，为李家村李姓始祖，繁衍数代后，因人口繁多，迁居到周围村落。城西梁姓，原籍山西省青平县，明初迁入滩澳梁庙、梁花园、梁楼等处。
长清县今属山东济南市，今山西省却没有青平县，元末明初也没有这么一个县。仔细分析，发现青平县当是青平镇之误。元代中书省的河间路在济南路辖境旁有一块飞地，其中有一个青平镇，是青城县的治所。洪武二年()青城县废，十四年()恢复，直到年与高苑县合并为高青县。因此，所谓“原籍山西青平县”的梁姓实际上也是来自今山东高青县的移民，与李姓是同一来源。
据同书记载，城南、城北的丁姓，其始祖丁齐原籍山东阳谷县，元末迁居蒙城坛城集，四世后分迁至濉溪。濉溪的移民后裔，除了原籍不详者外，能够追根溯源的，祖籍大多是山东，其中在明初迁人的又大多来自济南府。
濉溪已是明朝凤阳府的北边，我们本来以为山东移民只是因距离较近而就近迁人，但从濉溪折向西南后才明白山东移民的分布并不限于凤阳府的北部。
今利辛县明初属颖州，也是凤阳府辖境。这一带关于山东移民的传说更多，如一部《纪氏族谱》称其先祖于洪武八年()由山东莱芜县迁来。莱芜县在明初也属济南府，看来迁人凤阳府西部的移民也是以济南府为主要来源。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民间传说中保持着一个共同的移民出发地名。年利辛县地方志办公室曾组织过一次大型的姓氏源流调查。尽管这次调查缺乏科学的设计和周密的安排，调查质量不高，形成的资料难以运用，但调查中众口一词的说法却特别引人注目—祖先于明初迁自山东，很多人都说祖先来自山东“枣林庄”。需要说明的是，“枣林庄”并未见到书面记载，“枣林”二字只是按照发音记下来的，而一部分人将第二个字读为Lian，而不是‘Lin。至于枣林庄在山东哪里，却谁也不知道。
南下寿县，发现这里也到处是山东移民的后裔。年编纂的《寿县志))(初稿)记录了当地3个氏族，其中1族都是明洪武年间迁人的，大多迁自山东，几乎所有的口碑记录都说是来自枣林庄。霍丘县的情况也是如此，《霍丘县志》(年评议稿)说:“据孟集区《孟氏宗谱》、叶集镇《台氏宗谱》、岔路乡《田氏宗谱》、长集镇《张氏墓地碑记》，明初到明中叶，霍丘接受了大批的山东移民。”不同的只是，寿县、霍丘一带的山东移民大多迁自济宁，而不是济南。明初济宁属兖州府。
再往南就到了皖西的六安市，已经出了明凤阳府的范围，进人了明朝的庐州府境。这里山东移民后裔依然很多，并且都以枣林庄为祖先的来源。一位姓田的山东移民后裔说，他家老宅中还挂着一副对联:“薛国名臣第，临淄哲学家”。他家来自山东自然确实无疑，但他也不知道枣林庄究竟在山东何处。不过，六安一位山东移民后裔却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以前看过自家的族谱，记得枣林庄似乎在兖州。
目标缩小了，我们遍阅兖州方志，最后在康熙十一年()《滋阳县志》上查到了“东大南社，枣林庄”这个地名。滋阳县是明朝山东兖州府的附郭县(即府治所在县)，这个枣林庄是不是移民后裔心中的故乡呢?
当年冬天，我们来到兖州，在县地名办公室的协助下，终于在《山东省兖州县地名志》(年)上找到了这样一条材料:
安邱府，位于县城北3.5公里，谷城乡南部，黄土平原。安邱府村民委员会驻地。户，人，汉族。耕地亩，以农为方，主产小麦、玉米、地瓜，兼种棉花。
此村历史悠久，曾有汉代文物出土。据明朝石碑记载，明以前此村称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于此，始称安邱王府庄。明亡后，清康照初年又称枣林庄，清末复称安邱王府庄，简称安邱府至今。
检《明史·诸王世表》，第一代安邱王是鲁靖王肇辉的第四子，始封于宣德十年()，延续至明亡。所以从年开始，枣林庄这个地名已成历史，虽然清朝有00余年又恢复了原名，但再称安邱又有近百年之久，湮没无闻就不足为奇了。但明初的枣林庄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村庄或集镇，离兖州府城又只有七里，所以才会作为郡王的封地。
那么枣林庄是不是明初山东移民的出发地呢?
从元末的人口分布看，山东境内的济南、青州、莱州、登州等府相对密集，东昌府(治今聊城市)人口最稀少，兖州则仅次于东昌府。但兖州辖境广大，东部和西部差别很大。西部是黄河泛滥区，元至正四年()黄河在曹县白茅堤决口，这一带成为一片泽国，直到至正十一年()贾鲁治河堵塞了决口后才使黄河恢复故道，但兖州西部依然荒无人烟。兖州东部属丘陵山区，既未受河决影响，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损失也较小，到战后就成为人口相对密集的移民输出区。而枣林庄一方面地处充州府治城郊，充州府东部的移民先集中到这里出发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又处于由济南府各县南下的交通要道上，来自济南府的移民也大多会经过这里，可能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较深的印象，成为他们心目中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地名符号。
从山东移民不见于明初官方的文献记载看，这些移民基本都是自发的、分散的，所以他们大多分布在官方主要的移民安置区之外，即凤阳府的西部与相邻的庐州府西北。由于并非出于官方安排，所以多数移民没有能够顺利人籍，成为合法的定居民户，多年后才得到官府承认，被编人当地户籍。
据正德《颖州志》记载，洪武十四年()颖州有土著户，正统七年()增加了户流移客户;至成化十八年()土居主户增加到户，流移客户增加到户，移民户占总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颖州到正统七年才接受外来移民，只是说明从洪武初开始迁入的移民，直到正统年间才陆续获得合法的居留权，被编人户籍。在《明英宗实录》卷89中正好有一段正统七年凤阳府收粮监察御史胡鉴的奏章，可以证明这种做法:
本府太和等县，地土宽广，荒闲者多，以致各处人民逃来趁食。先是，御史金敬给与勘合，暂编居住，以待原籍来取复业。今经年久，原籍差人来取，有发遣起程至中途逃回者，有聚众打伤来人而回者。展转在彼居住，又不入籍当差，至有窃人财物肆为不法者。合行禁止。
朝廷作出的决定是重申都察院以往的规定:“凡逃民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回还者，许就所在官司报籍，三年一体当差，敢有不遵者，治罪不饶。”并命令巡视凤阳等府通政司参议王锡负责调查实施。已在凤阳府西部居住很久的山东移民显然都符合就地人籍的条件，所以他们从正统七年开始就陆续人籍了。当然，山东移民并不都是在洪武初年就迁人的，有的可能迟至正统七年以后。
明初迁入凤阳府西部的山东移民的数量并不很多，估计不过数万，但由于当地土著人口稀少，移民在总人口的比例很高，并且有较高的增长率，百余年后山东移民及其后裔已占总人口的70%左右，他们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移民后裔念念不忘山东故乡的原因所在。
当然，与前面提到过的麻城孝感乡、江西瓦屑坝、苏州间门外、南雄珠现巷一样，山东枣林庄也是一个移民的出发地或集散地，并不是在淮北的山东移民的真正故乡。但它在移民后裔心目中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因为它同样凝聚着移民对故乡深深的眷恋。
在庆幸枣林庄被重新发现时，我们又面对着新的疑难，在漫长的中国移民史中，需要我们寻找的移民发源地还有很多。
绝大部分界首人和淮北人的祖籍都是兖州枣林庄[提要]
越过淮河进入颍州境内，这里是明代凤阳府的一部分。询人故乡，皆曰来自山东枣林庄。山东是移民迁入之地，何以有人口外迁。反复思索，推测最有可能外迁人口的，可能为兖州府东。
在今天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广泛流传着有关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我们祖先的发祥地，是我们的根。这一传说分布于今天河北的中南部、山东西部、中部和南部、河南中北部以及安徽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只不过，在有些地区，大槐树变成了老鸹窝———一个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大槐树不仅仅是人们的口耳相传，它还被镌刻在古老的墓碑上，写在脆黄的族谱中。在山东，每一个村庄的来历都被记载在村前新立的碑石上，而到处可见的大槐树移民记载，成为鲁西、鲁中和鲁南地区的一道特殊的人文风景。
天下不独有大槐树。来自山西大槐树的移民迁入山东济南府境，开始遇到了另一支颇具规模的移民人群——来自北平枣强县的移民。在今山东省齐河县，至少有75个村庄自称元末明初迁自枣强，虽然，同一时期来自山西的移民建立的村庄更多，达到一百多个，但是，到了山东滨县，迁自枣强的村庄多达个，而迁自山西洪洞的不足0个。阳信、沾化两县几乎是枣强移民的一统天下。在青州府北部的临淄和淄博，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形。
年春天，一个阳光下的中午，在安徽桐城县的公路边，见一老农正在晒稻谷，我随口问起他的“故乡”，老农不解我意，指着不远处的村庄答复我。我问：“你的祖上呢？”答：“江西。”我继续问：“是不是瓦屑坝？”老人惊讶不已：“你怎么知道？”他又补充：“我们这一带的人大多数是从瓦屑坝迁入的。”在这之前，我已经从许多古墓碑和家谱中，得知了这个在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广泛流传的移民地名——江西省鄱阳县瓦屑坝。江西省波阳县城西南约十公里的太莲子湖滨，有一个叫做瓦燮玲的地名。据该村现存的《朱氏族谱》和《何氏族谱》记载，此“燮”是由“屑”雅化而来，而土字旁的“玲”意为小土沟，与“坝”相对应。
越过淮河进入颍州境内，这里是明代凤阳府的一部分。询人故乡，皆曰来自山东枣林庄。山东是移民迁入之地，何以有人口外迁。反复思索，推测最有可能外迁人口的，可能为兖州府东部地区。年冬天，我来到山东省兖州县，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在淮河两岸声名远播的村庄。此村今名“安邱府”，明鲁王裔村安邱王分封于此，始有此称。清康熙初年又称枣林庄，清末复称安邱王府庄，简称安邱府至今。当我告诉当地人，在遥远的皖西北地区，在那淮河之滨，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他们的乡亲。兖州的朋友们感到了意外的快乐。在湖北的江汉平原，广泛流传的地名是江西南昌的筷子巷和朱市巷。在这一广阔的区域中，有许多人坚信不疑，南昌市的筷子巷和朱市巷是他们的祖居之地。
移民地名，是一个时代的遗迹，是活着的历史。所有的移民地名都代表着曾经或者现在仍然存在的物质实体。一棵树、一条巷、一个村庄、一座城门、一个县名，都是真实的可靠的历史见证：一批批来自这些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移民，在政府的组织下，在此集中，在此四散，踏上不归的旅途。几百年过去了，大约到清代后期，这些地名演化成移民后裔关于故乡的全部概念。
而明初大移民则与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有关。1世纪初，兴起于今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中游一带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在灭了契丹人建立辽朝后，又灭了北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宋金对峙时期，虽然秦岭——淮河是两个政权的分界线，但事实上，战争在江淮之间不断进行，使得这一区域长期成为人口稀疏之地。元代末年，群雄并起，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一代枭雄，都是从江淮之间崛起的，战争也大多在这一区域内进行。金朝统治下的华北人稀地荒。女真贵族采用不断收夺汉人的土地拨归屯田军户，一段时间以后，肥沃的土地转为瘠薄，瘠薄转为荒芜。至13世纪初，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华北地区田之荒者也动辄百里，到处“草莽弥望，狐兔出没”。13世纪初，新崛起的蒙古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开始征战，年灭金。在蒙古人的灭金之役的同时，北方发生大的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不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朝黑暗混乱的统治持续半个多世纪，北中国受到破坏最深。北方地区安宁大约维持了一个世纪，14世纪中叶，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当中。鼠疫流行不仅造成中国北方人口的大量死亡，还随着蒙古人的征战，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黑死病流行。直到今天，在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关于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传说。南宋与蒙古人的对峙持续45年。最初南宋联合蒙古人灭金，以后却被蒙古人所灭。蒙古灭宋的激战主要发生在四川及相邻的陕南、鄂西一带，战争同时也有大规模的瘟疫发生，四川人口大部分死于战争和瘟疫。在湖南北部的长沙府，战争也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在女真人南下的大约50年中，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面前，汉族一直采取防守的姿态，从未取得过真正战略上的主动。由此看来，年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实际上是南方的汉族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胜利。为了防止北逃的蒙古人南下，也为了恢复上述各战争破坏地区的社会经济，朱元璋决定对上述地区进行移民。
在战乱中得以保全的山西省承担了向华北地区移民的重任。洪洞县成为山西移民最重要的集散地。北平真定府人口损失较小，枣强县对外输出人口与此有关。江南地区的人口输出地主要是江淮之间的空旷区域。只有湖北麻城例外，在战乱中损失较小，战后成为向四川移民的主要地区。
此外，边疆地区的军事移民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绝对人口数量而言，明初大移民的规模不算最大。但是，就相对规模而言，即就移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而言，明初大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最大的移民活动。明初大移民使人口稀少地区得到了有效地充实，明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明代的军事和政治变革也在这一背景下展开。明初大移民的发现使我们对于明代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而有关明初大移民史实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槐树”、“瓦屑坝”、“枣林庄”及其他相关的地名。这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有趣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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