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不少历史名人故里之争一样，关于和圣柳下惠故里，目前也有几地之说。其中，比较有根有据的就有5处：1、河南濮阳柳下屯；2、山东新泰柳里；3、山东平阴展家洼；4、山东曲阜柳庄；5、山东兖州故县。另外，安徽利辛、河南焦作等地，也因当地有关柳下惠的传说或文物古迹等，展开对柳下惠的宣传纪念活动。并且，对柳下惠传说的申遗工作，在各地也竞相开展，年11月16日，“和圣柳下惠的传说”入选新泰市第一批市级非遗名录；年12月3日，“和圣柳下惠传说”收入平阴县第一批县级非遗名录；同一天，同一个传说出现在安徽省利辛县第一批县级非遗名录中；之后，“和圣柳下惠传说”又进入河南省焦作市第二批非遗名录；年12月，兖州、平阴两地关于柳下惠的传说同时进入山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各地对柳下惠的宣传研究情况看，山东新泰做的工作较充分，有相当规模的研究机构，出版了系列书籍文献，还修建了“三和”旅游景点，包括和圣故居、和圣祠堂与和圣墓。年7月26日，《济南日报》披露了平阴县孝直镇展洼村发现明代“和圣柳下惠故里”石碑的消息，并称初步揭示了一个历史之谜，从而非常有助于最终弄清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的关于“柳下惠故里”究竟在何处的问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柳氏文化研究专家柳下惠后裔柳哲认为，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从大概念讲，柳下惠故里在山东省没问题，具体在哪个县或镇，就不容易确定了。对于柳下惠的祖籍地，柳哲也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目前公认的研究结果是柳下惠是兖州人，这种说法已被许多古迹和历史文献所证实。笔者认为，作为柳下惠曾经生活、任职过的地方，以及拥有与柳下惠相关传说、遗迹的当地政府进行申遗和对柳下惠的宣传、旅游开发等无可厚非，有助于“和文化”宣传弘扬。但真正的“和圣故里”，也就是柳下惠的祖籍和出生地，却只能有一处，而一些地方打出“和圣柳下惠故里”的招牌，违背了基本的常识。

一、平阴展家洼是柳下惠后人聚居区而非“故里”

国人在考虑或争论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执着于枝节，而忽略大前提或基本的常识。当各地为一些名人故里之争热火朝天的时候，很少有人考究到底何为“故里”？以至于闹出一些与“故里”沾不上边的笑话。故里一词，字典里理解，应该是故乡，老家，国人的传统上多指出生地。《咬文嚼字》公布的年国人十大常犯语文差错之一就是“故里”，地方宣传中经常误用。现在一些地方为了提高知名度，常号称是某名人的“故里”，理由是该名人曾在当地生活居住，为争夺名人“故里”称号甚至相互对簿公堂。其实，“故里”专指其人的故乡，家乡，原籍，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长期居住的地方”未必是“故里”，他的祖辈如果没有在此地生活过，他本人生活的时间再久也是不能叫“故里”的。文章还举例说，蒋介石曾长期居住在台湾，但有谁会称台湾为“蒋介石故里”呢？蒋故里还是浙江奉化溪口。而长期住过的地方应该叫“故地”，所谓故地重游；他长时住过的房子应该叫“故居”，所谓某某故居；但“故地”、“故居”和“故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当然，如果“出生地”、“生活过较长时间的地方”、“先辈生活过的地方”，全在同一个地点，那当然不成问题；要是不一致该怎么办？不少名人都是成年后或自幼离开家乡，在外地生活。事实上，现在要给“故里”下一个无懈可击的定语不大可能，故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如果不钻牛角尖，并不难取得共识，它是对“根”的追寻和肯定。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念加之于古人，现代人口的流动性太强了，你很难再说当代某个人的故里在哪里。而多以家乡、老家、父母家相称，如果是大城市出生的人，就更不好说了。故里应该是一个传统的说法，多是相对历史人物而言的。古人族居之地是相对稳定的，除非遭遇战乱、灾荒大规模迁徙。多数祖籍与出生地也是一致的，除了有祖父辈在外做官谋生，出生在外地。所以，对一个人，尤其一个古人故里的认定，首先要看是否祖居之地，再看是否出生地，如果再是长期生活之地就更好了。如果只是生活过一段时间，非祖居之地，甚至连出生地或父母生活之地都不是，那就根本称不上“故里”了。话又说回来，如果前几辈就从一个地方迁出了，那这个地方叫原籍、祖籍比较合适，也不好称某人的故里，既没在那出生，也没在那儿生活过，父母甚至祖父母也不在那儿生活，叫故里就太勉强了。

对故里这一概念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一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平阴县展洼村新近发现的几通石碑确实很重要，是已知的与柳下惠有关的最早文物。这个村至今仍保存有比较完整、系统的《展氏族谱》，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根据研究，在明代初期迁移到展家洼村的柳下惠后人是最重要的一支，修建“和圣祠”也是最早的，所以这里是非常重要的柳下惠后人聚居区和柳下惠文化流传地区。据清乾隆四十九年展国勋所撰《山东平阴展氏族谱序》记述：展氏之先出於魯，魯周公之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母弟也。然則展姬姓矣，按本紀云，魯孝公稱生公子展，展之孫無駭為魯望族，迨其卒也，請氏于隱公，公命以其祖之字為展氏。其子展獲為魯士師，道不合，隱居柳下，諡曰惠，稱和聖焉。嗣後族大散，處訖無可徵。惟我友才祖，明洪武二十五年自青州益都縣卜里于東原平肥三界間，遂家於是，號展家窪焉。數傳而後家道頗豐，食指漸盛，勢浸昌矣。很明显，平阴展家洼只是柳下惠后人明代才迁入的一个村落，与柳下惠生活的年代相距太遥远了，能称得上故里的几个条件根本无从谈起。至于一通“和圣柳下惠故里”石碑，虽然言之凿凿，也不过是与和圣祠一样乃柳下惠后人为纪念祖先而立。据报道，该石碑高约2米，宽0.8米，中间竖排的几个大字是“和圣柳下惠故里”，右侧上方字迹为“钦差提督学政山东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贺万祚”，左侧小字为“文林郎知费城县事关西王惟精立明隆庆陆年奉祀生员展芳名展尔仝修长清县生员王道元书丹镌字匠程起元”。由于柳下惠后人在此族居，为追慕先贤倡明教化，地方官吏与柳下惠后人共同立碑，把此地作为先贤故里纪念也是可能的。

或许明代以前此地就已有展氏族人在此居住，也只能是柳下惠的后世子孙迁徙至此，而绝非柳下惠祖居出生生活之地。因为就目前而言，对柳下惠的研究，一是依据典籍史料记载，一是依据实物。另外，各地关于柳下惠的传说虽然不少，但只能作为一个感性的认知，不可以作为考据确证。就实物这方面而言，多是明清以后的纪念性的建筑碑刻等。而学者多以柳下惠墓葬和食采之地作为寻求柳下惠故里的切入点，且不说墓葬、食采和故里一致与否的关系，就墓葬而言，几地几处墓葬都无确证，食采更是说法不一，缺乏实证。就文字性的东西来看，一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和《左传》、《国语》等史籍对柳下惠的生平事迹有零星的记载或评价，对其祖籍出生地均无具体记载，确切地名，只知为鲁地而已。再就是年代较近的一些地方志书档案资料，恐怕也是站在地方的角度立论，并无令人信服的实证。

但说也奇怪，柳下惠的后裔展氏和柳氏宗族谱系资料却相当完备。据媒体披露，平阴展家洼村柳下惠后裔存有一套年影印版《展氏族谱》，村里还藏有清乾隆时期的一册手抄本，以及清光绪十一年()和光绪十八年()和民国五年()所修的三部《展氏族谱》。另有学者透露，山东莱芜的柳下惠80世孙展光瑞先生和柳下惠后裔柳明瑞先生藏有民国5年的平阴共和石印局石印本和年的重修本《展氏族谱》。该谱系从柳下惠至今一代不缺，非常完整，已接近90代。该族系一直追溯到黄帝，单从柳下惠算起，该家谱也比近年媒体报道的世界上最长的孔子家谱要早多年。根据该族谱记载，始修谱系的是柳下惠8代孙展迈，之后历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以迄于今，展氏子孙续修族谱近20次。该族谱记载“始祖和圣，讳获，字季、禽，鲁公族上大夫，食邑柳下，谥曰惠。生于故县，长于堰头，葬于故赵村。”根据该族谱记载，柳下惠子孙曾经在其身后遭遇了两次鲜为人知的天灾人祸，两次遭遇灭门之灾，一次因“满门抄斩”子孙几乎被杀尽斩绝，一次因山东“蝗灾瘟疫”子孙几乎全部生病亡绝。根据以上内容记载，可知柳下惠的曾孙展卓与公子子仲同相而后遭诬告而罹难，遭遇灭门之祸，根据族谱所载被杀的就有5人，唯一一个漏网躲过灭门之灾的是柳下惠5世孙展溱，由于当时他在外面成家，听到凶变后，逃避到齐国，改姓柳，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回到了鲁国，恢复展姓，成为现在展姓的祖先，另外一个儿子仍姓柳，应该是现在柳姓的祖先。

《展氏族谱》无疑是目前研究和圣柳下惠的最完整最可信的资料，如果把《展氏族谱》当作展家洼是和圣故里的证据，那岂不和族谱柳下惠“生于故县，长于堰头，葬于故赵村”的记载自相矛盾吗？事实上，《展氏族谱》的发现，反而为和圣故里在兖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也证明了展家洼只是柳下惠后裔聚居地而非真正的故里。

二、墓葬和食采的考证不足以证实新泰柳里就是“和圣故里”

根据泰安和圣柳下惠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记者柳明瑞先生《柳下故址考》、《柳下惠墓址考》，曲师大骆承烈教授《柳下惠居柳里考略》，及新泰柳方来先生、马东盈先生的相关文章，都从墓葬、食采为切入点，以当地相关地方志资料记述为依据，认为柳下惠的食邑柳下，是泰山东南的新泰市宫里镇柳里，柳里一带古有和圣墓及和圣祠，当为柳下惠故里。

关于柳下惠食邑之柳下，新泰学者首先否定鲁地之外各处，认为柳下既为和圣食采，其地望必为春秋鲁地，在春秋鲁境之内。濮阳柳屯和高城（今河北盐城）柳亭，与之不合。另一处曲阜柳庄。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古迹》载：“城北二十里柳庄，相传为和圣故里。村中多植柳，居民亦和蔼可亲。庄东展氏桥有康熙年间重修碑记。孔氏园中又有柳下惠故井，口径八九尺，简深丈余，惟水深不可测量，亦未有闻涸时云。”平阴展家洼所存清代《展氏族谱》，亦认曲阜柳庄为古柳下。其《柳下志》云：“曲阜，古鲁侯地也。迤北二十余里有地名柳庄者，即柳下也。和圣仕鲁食采于此，致仕之后遂居于此。殁年虽葬故赵村，其一时之建置……惟甘泉之井，二千余年矣，犹完固如初。”新泰学者认为，曲阜柳庄春秋为鲁地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轻易认其为古柳下。柳庄距鲁都曲阜仅10公里，位国都近郊。这一带无论古今，似均可称之“美田”。即便可为采邑，以和圣之爵，封于此的可能性不大。再者古人卒后葬于食采，柳庄无和圣墓。而对平阴展家洼，新泰学者和笔者前述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展家洼虽有“和圣祠”、明天启年间肥城知县王惟精书丹“和圣故里”碑及《展氏族谱》。但根据光绪十一年谱载，此支之祖展友才“明洪武二十五年（）自青州益都县卜里于平肥三界间，遂家于是，号展家洼。”展家洼洪武年间始有展氏族人居此，非和圣食采明矣，无由称和圣故里。同时，新泰学者也对兖州高庙说予以否定，后文笔者还要专门述及。而坚持认为柳下即新泰柳里，柳里就是柳下惠故里，主要立论依据以下几个方面：1、《辞海》将新泰市柳里列为“柳下”释文的第一说；2、明清以来《泰山志》、《泰山纪事〉〉、《泰安州志》、《泰山小史》、《岱史》、《肥城县志》等地方志文献关于柳里一带和圣墓、和圣祠的记载；3、柳里一带民风和柳下惠传说；4、《战国策》记载秦攻齐途经下令禁采樵之“柳下季垄”方位。

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一字季，春秋鲁国大夫无骇之后。柳下惠大体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鲁庄公至鲁文公年间（前~前），早于孔子约百年。因其食邑柳下，死后谥号“惠”，故后人称其为柳下惠。对“食邑柳下”，有两种解释，一说邑名为柳邑，邑在高阜，柳下惠食邑在柳邑的低洼处；一说邑名就叫柳下邑，因附近有高丘多植柳，而此处较低洼因而得名，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说法。春秋时的鲁国柳下邑究竟在何处，因无文献记载，现在柳下惠研究学者多根据与“柳”相关的地名和墓葬来分析比较。如河南濮阳的柳下屯、山东曲阜柳庄、新泰柳里。这些地名肯定与柳下惠及其后裔展姓、柳姓有某种关联，但就地名来认定其中哪个地方是柳下惠食邑之古柳下又没有确切的证据。《辞海》谓：“柳下，古地名。春秋鲁地。一说在今山东新泰市柳里（今夏家隅）；一说即今河南濮阳东部的柳下屯（简称柳屯）。”《辞海》作为当代权威工具书，为什么二说并录？就是因为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并受当时研究成果的局限，只列入两地，现在看来不只这两处。再就是根据“古人多葬于食邑”之规制，通过墓葬来推论食邑。目前有柳下惠墓的有三地，即濮阳、兖州、新泰。关于柳下惠墓址，柳明瑞先生经考证认为：濮阳之“柳下堆”，本为卫地，不葬鲁吏；兖州两座“柳下惠墓”，一为空坟，一为汉墓；而曲阜柳庄，既无遗迹，又与史不合。根据古人记载，唯一可定的墓址在新泰柳里村。他列举了几处泰安地方志的记载。明嘉靖三十四年汪子卿《泰山志·遗迹》：“柳下惠墓：在（泰安）州治东南一百里，至今村中尚多展姓者，村名曰柳里村。”明万历查志隆《岱史》、明万历任弘烈《泰安州志》同。明万历宋焘《泰山纪事·人物志略》大同小异：“今（泰安）州城南六十里柳里村，乃其（柳下惠）故处也……至今柳里村有柳下惠墓。”但是和圣墓具体在哪里，现在又实无踪迹可寻。他不得不坦言，这是柳里村较之其他几处“和圣墓”所显现的致命缺憾。退一步说，即使柳里现在还有一座明代方志所说的柳下惠墓在那儿，也不能仅凭地方志的记载就断定这个墓是柳下惠的真墓啊，因为别处的柳下惠墓也在当地的方志文献中有据可循。

新泰学者对兖州柳下惠墓提出质疑，主要依据以下几点：1、《滋阳县志》和《展氏族谱》所载和圣墓，按孔疏《礼记·檀弓》“天子之墓一丈”，有违春秋礼制。2、《展氏族谱》所载墓在高庙，食采在柳庄，不合古人葬于食采之俗，高庙这一带春秋为鲁负瑕地，绝非柳下。3、高庙和圣墓祠毁于“文革”中，墓室内并无棺木、尸骨遗迹，疑为汉墓。4、秦攻齐，自西向东，道不经此。关于墓葬规制，柳下惠墓自然不能超过天子，“封高丈余”是否指墓的高度，“丈余”是否确数？再者从语法上说，“封高丈余，墓袤九十尺，其制三阶”可指墓在清代的规模，柳下惠门人筑墓时规模可能很小，后人重修时加高。墓与食采不一致这一点更不成问题，因为大前提是首先要确认柳庄或柳里是柳下惠食采之柳下，现在根本说法不一，何谈一致不一致呢。至于高庙墓无棺木尸骨的问题，可能年代太久远早已化为泥土，也可能果真为汉代重修的墓，不在原墓的位置。但话说回来，新泰柳里的墓根本就找不到具体的位置，更何谈棺木尸骨呢？

最关键是秦伐齐禁止在柳下惠墓采樵的问题，这也是新泰学者认为高庙墓最大的缺陷。和圣柳下惠墓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策》卷十一《齐策》五《齐宣王见颜斶章》：“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而清康熙《滋阳县志》对境内高庙墓记述：“柳下惠墓，城西八里进贤社。封高丈余，墓袤九十尺，其制三阶，乃门人所筑。燕人伐齐，路经此道，下令曰：‘有近柳下季垄百步樵采者，死不赦！’即此。墓上建柳先生庙，从门人所称也。庙制耸翠，俗呼高庙。”《滋阳县志》的记载肯定源出《战国策》，至于为何“秦攻齐”成了“燕人伐齐”，也有不同的观点，有认为纯属志书编撰者的笔误，也有认为是编撰者认为秦攻齐道不经兖州，故意说成燕人伐齐。据《战国策?齐四》，颜斶为齐宣王臣。齐宣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前年。此前，秦齐无战事，惟燕齐有征伐，清《滋阳县志》将《战国策》“秦攻齐”改为“燕攻齐”，可能出此考虑。但这样在地理方位上更说不通：齐在鲁之北，燕在齐之北，燕攻齐当“自北而南，更无涉鲁境”。清代史学家阎若璩《四书释地续》根据《战国策·齐四》“秦攻齐”所经路线判断，“柳下季垄”自当“在齐之南、鲁之北，二国接壤处，以昔为鲁地，后为齐有也。”兖州高庙在“齐之南，鲁之西”，方位不符，不可能为柳下惠真墓。并且，民国《滋阳县志合编》也采纳了这一说法，似乎以此排除高庙柳下惠墓很有说服力。且不说阎若璩的判断有多少根据，其实，《战国策》为西汉末刘向编撰，颜斶语也可能是后人伪托之词。因为这只是一种说法，一个传说，以此说明时人对柳下惠的尊崇，并未言明什么年代的哪次战役，怎好考证具体的行军路线呢。以此来判定哪个地区的柳下惠墓真假，不是太有些勉强了吗？况且，古代那种大的攻伐战役，不是小分队，千军万马战线可能拉得很长，进军路线应是一个很宽泛的区域，从大的方位说，兖州在齐国以西，秦国从西边过来攻齐经过兖州不是没有可能啊。退一步说，即使将来随着文献发掘、考古发现，真的证实了新泰柳里或别的什么地方就是柳下惠食采的古柳下，墓葬也是真的，那也不能说那儿就是柳下惠故里，因为不能证明同时是柳下惠的祖居地、出生地。食采应是入仕后所封，可能继承上代采邑，也可能另封别处；墓葬更有可能是后裔迁入。

三、兖州当是名副其实的“和圣柳下惠故里”

根据上述情况，近些年国内虽然声称与柳下惠有关的地方不少，但从目前各地所具有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来看，真正站得住脚的不过二三处。从柳下惠为鲁国公室公子展、大夫无骇之后、生于鲁地及《论语·微子》所载和圣虽遭“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看，今所传春秋鲁境之外的与柳下惠有关的遗迹，均可以传说视之，不足凭信。至于外省有的地方也称“和圣故里”，更无从谈起。而我省几个有柳下惠“故里”之称的县市，平阴展家洼、曲阜柳庄如前所述可能性较小。剩下的，就是兖州和新泰两地了。实事求是地讲，根据目前所拥有的关于柳下惠的历史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以及研究成果等情况，这两个地方有许多共同点，也各有优势和缺陷。

先说共同点：1、两地方志史料都有和圣墓及墓碑的记载，并都毁于文革期间；2、兖州故县与新泰柳里都曾立有“和圣故里”四字的石碑；3、两地从前都有和圣祠；4、都有着古朴的民风和许多关于柳下惠的传说。那么，为什么说惟有兖州才是名副其实的“和圣故里”呢？

1、兖州是柳下惠祖籍和出生地。

《圣祖年谱》、《展氏世纪》记载：“前年，周平王五十一年、鲁隐公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午时，火光入室，文鸟鼓舞，禽生于鲁地。”　关于“鲁地”具体地望，《展氏族谱?世系》称：“生於故县，长於堰头”。今兖州城西北二十余里有村名故县，故县东北四里有村曰堰头，当即为所指。“衍圣公府”所存清代滋阳县上报“和圣奉祀生”文献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据《展氏族谱》称，展禽即生于斯，长于斯。至今民间还流传着柳下惠、柳下跖的不少故事。关于柳下惠的出生地，兖州不但有可信度较强的《展氏族谱》确切记载，还有相关的传说，这是绝无仅有的。今兖州城南兴隆庄镇和尚堂村，原名“和圣堂”，旧曾有和圣祠堂，相传为柳下惠的出生地。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并且与《展氏族谱》的记述不一致，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兖州有着浓厚的和圣文化氛围。就此而论，柳下惠生于兖州当无多少疑义。那么，也可能有人提出疑问：出生地不见得就是祖籍吧。其实，柳下惠祖上是鲁国公室，据鲁史记载，鲁国第十二位鲁君鲁孝公（前？~前），有季子字子展（或称公子展、夷伯展）。子展之孙曰无骇，公元前年，无骇卒。当时诸侯以字为谥，鲁隐公便命其族以祖父字为展氏。此乃展氏得姓之始。展禽为无骇之子，他这一族最多上溯到其曾祖父公子展，故县一带当是公子展或其父无骇的采邑，至少是无骇的居家之地，视为祖籍、“父母之邦”乃理所当然。既是祖籍，又生于斯长于斯，并且又是长期生活居住之地（“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这与我们前面所说对“故里”的正确理解正相符合，而且只有兖州才同时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

2、出生地与墓葬同在一地。

如前引《展氏族谱﹒世系》，称和圣“生于故县，长于堰头，葬于故赵村。”因故县、堰头两地系兖州现有村庄，外地学着对柳下惠生长在兖州多无疑义，而对和圣墓葬之地，却颇有质疑。“故赵村”在什么地方呢？《展氏族谱﹒墓志》指出其大体方位：“瑕丘之东北有里名故赵者，鲁地也。”《展氏族谱﹒柳下志》还提到，“迨楚灭鲁之后，展氏子孙或居故赵，或徙他乡”。据《展氏族谱?家祠志》，从和圣五代孙展溱起，为避难去鲁迁齐，改姓柳，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后来回到了鲁国，恢复展姓，成为现在展姓的祖先，另外一个儿子仍姓柳，应该是现在柳姓的祖先。后裔迁至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地区）一支，后成柳姓名门望族。由此可知“故赵”乃一古老村名。所谓迁和圣墓于“柳下”，实际暗示出和圣后人遭遇背井离乡之苦。人走村废，“故赵”消亡。至于何时消亡，今存各版本《兖州府志》、《滋阳县志》均无稽可考，可见年代久远。那么，柳下惠墓在何处呢?

就在今兖州龙桥街道高庙村，“故赵村”当即在今高庙村一带。有学着根据《山东省兖州县地名志》瑕丘“故址在今（兖州）城东北五里古城村”的记载，认为古城村东北，并无村名“故赵”者，亦无和圣墓遗址，《展氏族谱》记墓在“瑕丘之东北”，肯定有误。并根据《展氏族谱﹒统修族谱序》：“始祖和圣，食邑柳下，而茔墓则在兖州府治西北之故赵村。鲁亡之后，后世子孙皆于近茔墓之堰头定居，故堰头为我祖居之所也。”证得“瑕丘之东北”原为“瑕丘之西北”之误。还有学着认为《滋阳县志》与《展氏族谱?墓志》记载方位相矛盾，从而对高庙柳下惠予以否定。

其实，外地学着之所以在墓与城的方位问题上存疑，皆因对兖州古代建制沿革、地名方位变化不甚熟谙所致。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东》对古代兖州“瑕丘城”有如下记载：“府西二十五里。鲁负瑕邑也。《春秋》：哀七年，季康子入邾，以邾子益来，囚诸负瑕。即此。汉置瑕丘县。晋废。刘宋元嘉三十年，始移兖州治瑕丘。泰始二年，没于魏，曰东兖州，寻亦曰兖州。齐建武二年，魏主宏自瑕丘如鲁城。梁大通二年，魏泰山太守羊侃袭兖州刺史羊敦，弗克，筑十余城守之，遣使来降，魏将于晖等因击侃于瑕丘。侃溃围南走。东魏天平初，兖州刺史樊子鹄据瑕丘以拒东魏，明年，高欢使娄昭攻之，堰泗水灌城，城遂下。隋亦曰兖州。唐中和四年，感化将李师悦等追败黄巢于瑕丘。是也。宋为嵫阳县治。洪武十八年，改筑府城，因移县于今治。今郡城，以砖石，有门四，外有带郭，郭有门五。正德以后，屡经修筑，周十四里有奇。”清光绪《滋阳县志﹒古迹志》：“故城，在今城西二十五里，即春秋鲁负瑕邑。汉以后之瑕邱，宋以后之嵫阳，皆治此，明初因之。洪武十八年始建今城。”但在注中录入另一说：“又，兖州故城在城东北五里。”清光绪《滋阳县志﹒沿革考》引《春秋》：“哀七年，季康子入邾，以邾子益来，囚诸负瑕。”又引西晋杜预注疏：“负瑕，鲁邑，高平南平阳县西北有瑕邱城。”（南平阳县即今邹县，当时隶属兖州高平国），然后在按语中考证：“杜所云瑕邱城，汉故县也。”综合以上史料可以判断，在今兖州市境内，春秋时有鲁国之负瑕，战国时称桑丘，汉置为瑕丘县，直至北宋才改称嵫阳。古瑕丘城即春秋鲁负瑕邑，在今城西二十五里故县一带。故城的迁移，据前引《读史方舆纪要》高欢使娄昭“堰泗水灌城”的记载，高欢攻瑕丘，为公元年，当时瑕丘城已移至泗河西岸今城东北五里古城村一带。如果还在故县一带，“堰泗水灌城”是根本不可能的。何时迁移的呢？魏晋南北朝时这一带战乱频仍，故县古瑕丘城荒废，至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即公元年，“始移兖州治瑕丘”。前文所载“洪武十八年始建今城”应指由古城旧城移建今址。其实这也不确切，据考证，位于古城的瑕丘城在唐初平定徐圆朗的战争中就已毁弃，战争结束后开始在今址建新城，明初只是“旧城改造”南扩而已。

弄清以上关节点，“故赵村”即柳下惠墓方位就昭然若揭了。因为《展氏族谱》从柳下惠8代孙展迈就开始修，应是秦之前很早的事了，南北朝刘宋之前瑕丘城在故县一带，而高庙在故县东北，《展氏族谱?墓志》记述：“瑕邱之东北有里名故赵者”当无误。《展氏族谱﹒统修族谱序》所言茔墓“在兖州府治西北之故赵村”、《滋阳县志》所言“柳下惠墓，城西八里进贤社”都是就后来兖州城的位置来说的。柳下惠死后葬于“故赵村”，即今高庙一带当是确凿无疑的。对柳下惠死后埋葬的情况，《展氏族谱?墓志》还有进一步详细记述：“瑕邱之东北有里名故赵者，其地泉甘土肥，民淳俗美。和圣与门人尝游于此，语门人曰：‘吾没当卜葬於斯。’及卒，因请於文公而卜葬焉。门人施仲良等筑其墓，封高丈余，袤九十尺，其制三阶。”据清光绪《滋阳县志》、清周元英《滋阳县乡土志》等史料记载，清代兖州城北及西北尚有负瑕泉、上下蒋诩泉、驿后新泉等十四泉流注城濠入府河。清邑人李中和写有《滋阳十四泉记》：“乃观北部以外绵延不绝者，有十四泉出焉。”“有仰出者，若明珠之吐于蚌；有旁出者，若干将之出于匣。甃以甓，澄汯而停蓄；导为渠，曲折而交互；树以柳，青葱而密茂……”“盖距郡城北郭之东，以迄西部之外，皆十四泉之所回环而萦绕也。”而柳树茂密、泉流回环之地，即是今城西北高庙村一带。春秋时应与今恰恰相反，故县负瑕邑为城邑，这一带应是河滨郊野，正是《展氏族谱》所言“泉甘土肥”柳下惠与门人游于此并卜葬之地。另据《展氏族谱》：“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淫雨月余，圣墓坍塌。瑕丘令史大年培补修葺。迨后又修庙，纂入《志》。”以后在晋大（太）宁二年（）、晋永和九年（），都有兖州长官和展氏后人修复和圣墓的记载。《山东省兖州县地名志》记载，高庙所在的这个村，在清康熙《滋阳县志》中称“高卜村”，它源于“从前村东头有一大土冢”，“大土冢”文称则曰“高阜”，后讹为“高卜”。此大土冢，“相传系柳下惠墓”于是有人在墓上建“柳先生庙”。清兖州知府金一凤在“兖州城西北八里许，俗呼高庙者”立“和圣柳下惠墓”碑，并作《和圣墓碑铭》，故村名改称高庙。当然，由于年代久远，柳下惠墓经多次坍塌冲毁重修，早已面目全非，具体位置可能发生变化。也可能早已迁走，现所说高庙墓只是后人根据原墓的大体方位建的一座纪念性墓葬。是汉墓或别的什么朝代的墓，有无尸骨什么的恐怕都不怎么重要了。就目前而言，通过实物来考证柳下惠墓的真假，事实上可能性已经不大。但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柳下惠死后最初葬于今兖州境内的故赵村，当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还要说一下邑、墓分离的问题。的确如一些学者所说“和圣食邑在柳下（这里且不说“柳下”在何处），而茔墓则在兖州府治西北之故赵村”，不符合“古人多葬于食邑”之规制。故赵村确不在其食邑之柳下，如前引《展氏族谱》“和圣与门人尝游于此”，说明柳下惠偶然郊游到了这里，如在其采邑之内，他对此地早就应熟知的。再者如果在其采邑之内，按照当时“葬于食邑”的规制，选一个地方下葬即可，何需专门再“请於文公而卜葬焉”呢？《展氏族谱﹒柳下志》也承认：“殁年虽葬故赵村，其一时之建置”，后来墓极有可能被迁往食邑柳下。

3、柳下惠“坐怀不乱”传说发生地应在春秋之“负瑕邑”。

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最普遍的一种为：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夜晚，柳下惠远行归来宿于郭门，一个没有住处的妇女来投宿，柳下惠恐她冻死，叫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把她裹紧，同坐一夜，未发生非礼行为。显然，柳下惠应住在一个城邑之内。而这个城邑，应该就是今兖州境内位于故县一带的春秋鲁之负瑕邑。和圣为鲁公室之后，其父无骇官居司空，而“鲁司空、司徒、司马，皆卿也”。卿，位在大夫之上，自当有其食采。据《展氏族谱》和圣“生于故县，长于堰头”的记载，则此地有可能为其父或者其曾祖父公子展的食采。《礼记﹒礼运》：“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尚书大传》：“其后子孙虽有罪绌，其采地不绌，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祀其受封之人。”和圣幼时自应居于父祖之食采。

关于柳下惠食邑之“柳下”，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柳下”不是官方的邑名，只是民间俗称的一个地方。在堰头村东北二里有古桑丘（乘丘）遗址，相传此为高阜，古多植柳树。从和圣字“季”又称“柳下季”看，系以行第称之，和圣应有伯仲，只是其名不如和圣显赫，不为世所熟知。有可能无骇去世后，柳下惠与其兄弟共同继承了父亲的食邑，而柳下惠分得的一块，恰在古桑丘之下，即当地百姓俗称的“柳下”，因是民间称谓，并不见诸经传。堰头村人代代口口相传：在该村西北原有“柳下惠墓”，一般认为是误传，或为柳氏其他族人之墓，或为柳下惠后人为纪念祖先所建空墓，而非《展氏族谱》所说之“和圣茔墓”。如果柳下惠的食采也在故县、堰头一带，就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其后人曾将墓由故赵村迁回来，所谓“故赵村”柳下惠墓“迁往食邑柳下”。另一种可能是，和圣以贤为鲁大夫，出仕后另封有柳下食采，父之食采或为其伯仲及伯仲后人所居。如果是这样，“柳下”则不在兖州，此食采或在曲阜柳庄，或在新泰柳里。和圣后人以“柳”为氏，柳下当为柳姓一支始居地。即使这样，柳下惠出仕后或晚年到了自己的食邑居住，后来他的墓也可能从兖州故赵村迁到了食邑的柳下，但作为和圣“父母之邦”和出生地的兖州，仍是理所当然的“和圣故里”。虽然严格来讲，只有兖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圣故里”，但和圣作为古代贤哲，各地以有和圣遗迹为荣耀，载之志乘，且均以“和圣故里”称之，这大概即“和圣故里”有多处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兖州作为和圣故里，除了《展氏族谱》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记述外，地方史志旁证不足。明于慎行编撰的《兖州府志》及后续书，对柳下惠均未提及。直至清代，《滋阳县志》方出现柳下惠墓祠在高庙村记载。而到民国，《滋阳县志合编》在注中又否定了前者。再就是兖州关于柳下惠的文物古迹，包括故县“和圣故里”碑、高庙柳下惠墓、和圣祠等，目前都已荡然无存。而柳下惠后裔，展氏和柳氏，在兖州特别是故县、堰头、高庙等地，生活居住的目前都为数不多。近几年，新泰和平阴展家洼等地对柳下惠的研究、宣传、文物修复、旅游开发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而我们兖州除了“柳下惠的传说”已成功申报为山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方面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作为和圣故里，具有“端信”、“尚贤”之风的兖州，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理应在继承保护优秀文化遗产方面走在前面。传承发展“和文化”，应列为建设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并有一系列实质性的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1、《新编柳下惠年谱》，柳明瑞编著；

2、《和圣柳下惠与和文化》，马东盈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年版；

3、《滋阳县志》，清光绪十四年版校点本；

4、《滋阳县乡土志》，清周元英编撰，年版；

5、《山东省兖州县地名志》，兖州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年版；

6、《兖州史话》，樊英民著，山东画报出版社，年1月版。

原文作者：张金鹏，济宁市兖州区文联主席

原文标题：《兖州故县和圣故里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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