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代会发生诬良为盗的案件，读了郑小悠老师的《清代的案与刑》，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首先讲讲原因，第一个是清代的考绩制度。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地方如果发生强盗案，地方大小文武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就有“疏防”之罪，要被本省督抚题参，由吏部给予处分。一般如果限期没破案，降一级。清代知县的品级是正七品，如果降一级，基本上是闲职。若此前有错，搞不好丢官。依照当时的破案手段，很难抓到人。被捕的强盗在抓捕过程中被捕役虐待致死，在解审路途中逃跑或是被同伙劫囚，关押在监时死亡或是越狱，地方官也都要受相应处分。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讳盗不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地方官保全官位无疑是最有利的。而有些官员，为了官位，则会做出诬良为盗，刑讯逼供的事情来。其次，是地方财政制度。清代官员是低薪制，自己都难养活，正七品县令一年薪资两，折合现在是元，养活自己都难，更别提手下人员的工资，办公费用等支出了。而且清代刑名大案的审转程序十分复杂，强盗案作为涉案人数最多的死刑案件，大致要经过县、府、按察司、督抚四级官府审理，案卷送交北京刑部覆核，由皇帝批准处决，中间如有情节审问不清、法律引用不确之处，任何一级都可能往返驳诘，再二再三。十几名甚至数十名当事人、犯人、证人及其亲属在省内各级衙门之间辗转解送，成本非常之高。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承担。讲一下，嘉靖年间徐文诰京控案。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夜里，位于泰山脚下的山东泰安县出一大案。一伙强盗夜间夜间闯入富翁徐文诰家中，家丁持火器反击，强盗退走。事后，发现家丁柏永柱死亡。第二天，徐文诰到县城报案。三日后，知县汪汝弼亲自到徐家勘验。汪汝弼遂诱导徐文诰说：“你们做主人的，杀死雇工，只判徒罪就够了，何况你家财万贯，可以交钱赎罪。何必假装盗案，自取重罪呢？”明显的想诬良为盗，徐文诰文诰出身富豪之家，很了解当时官场的这类门道。等汪汝弼走后，他马上入城，找到好友泰安副将，通过他向汪汝弼行贿白银三千两。没想到汪汝弼不但拒收白银，还要将徐文诰扣押起来。徐文诰听到风声，连夜逃回家中。不过，对徐文诰来说，很快就有好消息传来。济南府历城县的捕役抓到了两名可疑之人杨进忠与郑二标，他们供出自己曾随同伙王大壮、王三壮等十一人于六月三十日在泰安行劫徐文诰家银两、衣饰，并用鸟枪击毙其家武士柏永柱。历城捕役从他们身上起获了套袍一件、当票两张，都是从徐家抢劫分赃所得。历城县的刑房书吏与徐文诰有旧交，遂将此事飞信告知徐文诰。徐文诰得信，马上赶到省城认赃，并抄录二盗供词，到主管一省刑案的按察司鸣冤，控告本县知县汪汝弼讳盗诬良。没想到，徐文诰运气不好。时任山东按察使的程国仁正是汪汝弼的同乡，且曾同在翰林院任职，与其长子又是乡、会二试同年，可谓通家世好、同心同气。他下令长清县知县戴屺携带一应犯证前往泰安，与汪汝弼会审。汪汝弼说徐文诰，你若心里没鬼，为什么行贿给我两，分明是你杀死家丁。程国仁了解到汪汝弼拒绝贿赂一事，越发信任他的说法，遂将徐文诰发交济南知府严审。济南知府胡祖福秉承程国仁的意旨刑讯逼供，最后屈打成招。判徐文诰“家长殴杀雇工人律”拟以徒刑上交刑部，一帮强盗轻判。刑部驳回，认为有疑点。徐家散尽家财，徐文诰的弟弟进京告到都察院，嘉靖震惊，派温承惠为山东按察使，接审徐文诰案。温承惠到任，案情明确下来。汪汝弼诬良为盗，徐文诰无罪。程国仁从中作梗，先是派温承惠赈灾，被拒绝。第二招，找人诬陷温承惠，嘉靖将温承惠革职，命童槐接任山东按察使。程国仁随即奏请回避徐文诰一案，由童槐代为审理。程国仁先调武定府知府王果复审。王果因曾得到温承惠的赏识，不肯附和程国仁，仍照温承惠原拟上报。程国仁将王果撤差，改派登州知府杨世昌审理。杨世昌也是温承惠许可之人，到济南后只坐一堂，就称病不出，一拖就是一个多月。程国仁不得已，与童槐密谋，命一亲信官员署理济南府。新审官对犯证严刑逼供，教供诬良。这时候，徐文诰越狱了，直接到京城告状，第二次京控。嘉庆帝见到徐文诰的冤状，派钦差刑部侍郎文孚等人带徐文诰返回山东，将此案全盘重审。程国仁没法，只能丢卒保车，将温承惠的奏稿，略加删削，用童槐的名字具稿。文孚等人就到了济南境内，提审一堂后就将徐文诰释放、王大壮等照强盗律斩首。初审官汪汝弼被遣戍新疆，其他初审的承审官员，根据程国仁、童槐的奏议，重者革职，轻者降级。一次部驳，两次京控，终于真相大白。可见KPI的考核设定，预算的问题，是多么的重要。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