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周说”更多精彩哦！我的连长郑敦启

解

放军是一所好学校，我在好学校里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年2月到年3月，我在解放军防化十三团五连当了六年兵。

在六年的部队生活中，经历过几位连长的领导，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郑敦启。

这位郑敦启连长，和其他的连长们不一样，他是戴眼镜的。这副眼镜给人的感觉有点特别，因为当时的部队，特别是连队，戴眼镜的人是凤毛麟角。

郑连长的眼镜不是戴来唬人的，他是真有学问，而且，他还是个大学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学生当兵的，是少之又少。

我那年十六岁，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郑连长应该是二十多岁，还没有成家，方脸庞上架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厚的有点像瓶子底儿。只有络腮胡子还显示出点儿军人气，说话声音里带一点沙哑，山东话口音不明显，多的是北京口音。

那年，北京兵一下子涌到防化团有差不多人，每个连队都分了三四十个，各个营房里飘出的标准普通话，一下子压过了土著的山东话。

不知为什么，我们那年没有新兵训练，直接就进了老兵班。所谓老兵，大都是68年的兵，比我们早穿一年军装。年国家没有征兵，再早的就是年的兵，大都是班长。我的第一个班长丛宝亭，就是年的兵，山东招远人。而排长这一级的，大都是年的兵。

北京兵年轻，有文化，生活优越；而老兵都是来自农村，没上过几天学，家里大豆穷的叮当响。这两拨人搁在一起，想尿在一个壶里，还真费劲。

郑连长喜欢北京兵。我今天揣摩他的心态，一是他是城市人，而且还是大城市青岛，二是他上过大学，因此，在本能上就接近北京兵。

不用隐讳这一点，在这些北京兵里，郑连长是最喜欢我的。关于一点，许多北京的战友都这样提醒我：可别忘了郑连长，人家对你真好！

我心里当然有数。记得当兵半年以后，我刚从团篮球队回到五连，连长就让我代理文书。

文书这个职务，在连队属于重要岗位，要起草文件，要负责连队的日常值班报告，还要管理司号员卫生员和通讯员，是班长级，通常也是干部苗子。一般来说，文书必须是党员，因为还要管理战士的档案。所以，文书相当于地方的办公厅主任兼研究室主任兼档案局长，很是重要。

记得当时我咨询过，问文书的职责有什么，老兵说，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外，还要为连首长洗衣服。我当时说，这个活儿我可做不了。

可是，当时我还没有入团。

这在当时是引起轩然大波的。

到了连部，郑连长手把手地教我。记得当时我的写的很差，连长说，当文书，要有一笔好字，你要抓紧时间练字。他老督促着我，像拿一根鞭子跟着我。连队当时离团部的距离有50多公里，要坐火车，有时去团部办事，在等火车的时间里，我蹲在地上练字，不知写坏了多少的树枝子。

总算有些成绩，现在没人嫌我的字不好了。当然，字也用不大上了，因为每个字都用电脑敲出来了。这是玩笑。

不过，今天想来，我也不怎么争气，因为毕竟刚满17岁，社会经验等于零。团里让我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我就去了；让我代表团里、营里、连里新兵讲话，我就上台了；让我到团篮球队打球，我就上场了，总会有人不舒服。加上我不会夹着尾巴做人，自以为不张扬的时候，恰恰有人认为你张扬的不得了了。于是，我戴上了一顶帽子：骄傲自满。

在部队，入团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这个团入的可费了大劲，死活入不了。有一个胶东半岛入伍的老兵，是个团支部的负责人，放出话来：只要我在，周某人就别想入团。其实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罪了这位团支部领导。

连队当时驻扎在山东长清县的五峰山，山上有一座庙，星期天我们常常上山去玩，记得连长为了帮助我，有一个星期天他和我坐在庙前的石头上，整整聊了半天。那时候，这叫做促膝谈心，也叫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连长那带着殷切期盼的话语。

他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到了69年底，部队有一个整团建团的活动，有一项内容是发展团员，而且方式也改革了，不是团员们通过，而是连队全体投票决定谁可以入团。我们连部的两个老兵，一个卫生员孙长然，一个司号员李祖香，都是党员，都是农村来的，在老兵里面说的上话，又属于连首长身边的人，他们对我印象还不错，到处为我打抱不平。投票结果，我涉险过关。全连9个班，有四个班不同意我入团，但是有五个班同意我入团，我算是入了团。

当时，已经有同时当兵的战友入党了。

说起来很不好意思，该是组织内解决的问题，硬是惊动了组织外的人。我知道，郑连长也在幕后做了推手。

郑连长看到我在连队是在有点不适应，就又为我找了一个差事。这个差事在北京兵里面也是第一个的，就是去支左。

记得是在年初的一个晚上，连队正在看露天电影，什么片子记不得了，无非是地雷战地道战一类的老片子，我在瑟瑟寒风中昏昏欲睡，连长把我叫到连部，说让我到山东大学支左。这个消息很振奋我，因为我实在是很厌倦连队生活了。

到今天，我遇到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时，还常常开玩笑说是他们的校友。当时我17岁，上过初一，刚刚入团。而我的同学们，有些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些到了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而我到了大学，成了教育大学生的人。走路的方向稍微偏了一点，距离就是这么大吗？我简直不敢相信命运之神的安排。

在山东大学的半年，给我增加了许多见识，我在物理系工作，由于年纪小，只能打打杂，但是，由于穿着军装，谁也不会拿你当小孩子看，自己自然也会多一些约束。

不过也放肆了一下。

刚到山东大学，就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是到了山东大学，不再受连队纪律约束，快给我寄两斤奶糖来，再寄一套运动服，我要吃糖，好久没有见到北京的奶糖了。

几天后，我收到了北京流行的杂拌糖，说来难以置信，两天的时间，我报销了两斤糖。不知我今天的糖尿病不知是否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半年以后，我有转到历城县柳埠公社支农，我一个人管了几个村，每天要走几十里路，到村里去指导深翻地，指导整党建党。说起来像黑色幽默，一个不满18岁的小当兵的，一不是党员，二没有当过农民，却人五人六的在做这些事情。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吃饭。因为一下乡就是几天，背的干粮是地瓜面煎饼。刚开始吃很香，但是两天过后，肚子里直翻酸水，有一种烧心的感觉。而公社干部们也给我留下深刻记忆。他们最在意的是自己的自行车，在当时，既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又是最值钱的财产。有时想节他们的自行车骑，得到的回答居然是：我把老婆借给你骑吧。

支农的生活，对我的锻炼极大。

后来我回到五连，又不小心摔了跤。又是郑连长，在关键时刻伸手拉了我一把。

没有这一次援手，我今天也许还在泥潭里挣扎。

那是冬季拉练，连队驻扎在山东历城县的一个村庄学校里，我把墙上的一张毛主席像贴在了窗户上挡风，被人举报，成了反动行为。团参谋长、营长等都到了连队，火药味浓得很。但是，郑连长坚定地替我说话，他说，年轻人，如果打他一个反革命，这一生就玩了。

最后，让我做了一个检查算过关了。但是，但是参谋长的话还犹如在耳：“在地方，这种行为就是反革命。”

谢天谢地，我在军队，还披着一张保护衣。谢天谢地，在连队还有一个连长作我的保护衣。

我在部队六年，一直没有提干，一直没有穿上梦寐以求的“四个兜”，眼看着许多北京兵当了干部，我还是一个兵，心里实在不好受。还有不少战友是这么对我说的：别看我们提干早，但是你最有后劲！

只有我知道，就在部队而言，我的后劲没有了，被撤走了。因为郑连长后来被调到了团里，当了作训股长。我失去了一个可以时时提调我的领导和老师。

不过，郑连长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干部，也有着不少的先天不足。他有些自负，不爱接近上级，好较真，清高。这种性格，也是要摔跟头的。

其实，我身上的毛病，他都有。反过来一样，他身上的毛病，我也都有。他对我如此青睐，无非是在我身上发现了他的影子。

郑连长也不得意，没有在部队施展他的才华，当到营职干部就转业了。

而我在郑连长到团部工作后，就基本上没有同他联系过。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不好意思，还是因为多少一点怨气，还是没有了劲头？总之，一直到我复员回北京，一直到我在北京工作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凤凰卫视，其实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改掉了不少的坏毛病，值得向郑连长炫耀一番了，但是我都没有和他联系，尽管我一直忘不掉那络腮胡子，忘不掉那略带沙哑的嗓子。

可是，我听说，他在不断的打听我，他坚定地认为，尽管我没有在部队提干，但我仍然是最优秀的。

每每听到这些，我都有说不出的一番滋味在心头。

去年，连长有机会到北京，托人带信给我，希望见个面。我当然去见了。算起来，已经有30多年未见了，连长还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还是密密的络腮胡子，说话还是带一点沙哑的准普通话，只是明显的老了。

人老了，心还没有老。因为看到我做的《领导者》杂志，调动起他的政治心结，一直在和我探讨国际和国内的大事，有时，还有些愤青观点。那种激情，依然如当年的连长，依然同当年在队列前训话。他还说起，他在网上也有一个笔名，用这个笔名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

我注意看他的眼睛，知道他也在看我。在他的眼睛里，我读到了一种感觉，叫欣慰。

第二天，我陪他到恭王府参观。在乾隆写给和珅的“福”字前，他说了他的坎坷，也说了我当年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内幕。当然，现在看来，那些内幕已是过眼云烟。

后来，我到青岛去看过他，他又到北京来看过我，来往不密切，甚至电话也很少，更没有什么柔情蜜意。但是，彼此心里，都有对方的一个位子。而每当想到对方，都会扯出一堆故事，扯出一段历史。

这就是我的连长，叫我不能忘怀的一个人。

附一

两三天以前，郑连长在五连战友群里发了他的一篇文章，附在这里。

郑敦启：我与北京兵

我与北京兵可谓是半世军旅情了。

六九年早春，北京兵来到五峰山。我在连隊俱乐部，让放下背包的新兵，一个一个地跟我对打乒乓球，开始了见面礼。稚嫩，好奇，一张张娃娃脸。小的15岁，大的不过17，8岁，来自北京外附，育才，广安等学校。他们是些学令童啊，却即将是连队熔炉锻治的士兵材料，让人陡生爱怜呵护之情。

新兵训练，是以三大条令为核心的军人养成训练。对是学生背景的北京兵来说，领悟不是问题，很快就上步了。关键是意志，心理，体能训练。清楚记得，大家训练热情甚高，当时以蹇申玉为代表的老班长要求很严，北京兵自觉服从。在操场上，大家一遍一遍地操练，从凌乱到整齐划一，进步很快。

早春的五峰山，会骤然一变，飘出片片雪花来。起舞的雪花，落在他们脸上，身上，他们神情昂然，精神抖擞，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他们中间，军姿挺拔，步履标准，当属刘新生，还有周志兴等，我常喊他们出列，做示范。新兵训练，窘态百出的是紧急集合。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叶国庆，他不仅出来最迟，背包，挎包，水壶，歪七斜八，象是货郎担子，提溜嘡啷。新兵训练最后是投弹。投训练弹，先是掷远，再是掷准。到了投实弹，个个心惊胆颤，手发抖，得手把手地教。最鬧心的还是叶国庆，投弹投不出抛物线，多是由头顶抛出，砸到地面，也就十来米远。到真投实弹，就有危险了。为防不测，我让战士在投弹处的左，右，后，挖了三个供二人使用的避弹坑，相机备用。到叶国庆投弹了，我教他打开拉火索盖，把铁环套在小指上，握住弹柄，跟他说，别怕，我就在你身旁。然后喊道，叶国庆，前边就是鬼子，准备，投弹！只听得他大喊一声，杀！手榴弹飞出了手……当叶国庆还在迟疑中，我一把把他摁到避弹坑里。手榴弹响过后，我们跳出坑，一看，投弹距离竟达到20多米，超过了他先前投训练弹投掷距离。

五连的北京兵，还真没有调皮捣蛋的，个个富有上进心。新兵训练结束，根据他们的素质，体能，表现搭配，分配到建制中去。选了曹志新，刘爱朝当通讯员，司号员，他们俩年令小，机灵。曹志新被高付营长看上了，我不太乐意放，胡营长又找商量，才放了。

连部文书姜书念走后，调周志兴当文书，这在当时有点破例，他不是团员、党员。但觉得他有才气，拿得起笔，篮球也打得好，虽是自负些，但是可造之材，下决心让他当了。象刘新生，李国棋，徐海军，刘春华，于占海，李鹏，李子卿等，他们有可圈点的表现，並逐惭显露各自特长，为大家所共认，並无连干部厚此薄彼因素。李子卿在炊事班，吃苦耐劳，十分难得，不久我们最先将他推荐给三局，转行侦听工作。

成长之路主要是他们自己走出的。后来我到了团司令部作训股，陆续调来刘新生，宋小波，陈知庶，后来还有路自平。这样，我又跟北京兵又一起相处了。他们几个，共同特点是，自爱自律，勤奋好当然是，品质优秀，曾未出过大的纰漏，足可信任。刘新生，文化基礎较好，作风严谨，有德国工匠精神，制图能力很强，不输印刷版。宋小波作风朴实无华，为人低调，公私分明，工作细致条理，家世鲜有人知。陈知庶严于自律，从不张扬，视野开阔，底蕴深厚，出言中肯。他们三人图上作业，化学估算，参谋业务，都较娴熟。后来的路自平，有学究气息，愿究学理，是做学问的好料，长于书生写作。他们对作训股发挥职能作用，功不可没，也为他们自己后来的发展，起到基础作用。

在团机关期间，我跟李国祺，徐海军，李鹏等五连北京兵干部，也时有来往。其实与北京兵的直接交往，我远不止这些。一到部隊拉练，与警通连的通信兵，警卫兵等，会迅速建立联系，不少北京兵我都熟悉。

我离开防化团，与北京兵的交往，並未由此断绝。徐海军，李国祺因工作到青岛，每次都会把我拉到一起，聚会叙旧。陈知庶驻港期间，来青岛也看望过我。他留给我的香港回归纪念计时器，至今还能显示。十年前，我在北京约见了周志兴，我们叙及了以往，也漫及当今时势，林林总总。他陪我逛恭王府，风景只是交谈的陪衬物。后来他连续两三年，给我寄送他主编的《领导者》《财经文摘》，遗憾的是，我对他没做任何助力。他来青岛，也看望过我。

陈知庶自离开防化团，曾在防化一团，总参防化部训练处任职，防化部组织全军防化兵会议活动，常会碰到一起，在房山，盖县，成都，昆明，工作之余，他总会陪我转悠，叙旧，纵谈当今，讲些趣闻逸事。昆明会议结束后，他约我一同去桂林，见了她未婚妻。他曾邀我去北京故居，拜访过他母亲傅涯前辈，瞻仰过陈赓大将的遗物。他将新出版陈赓大将的援越日记，传记，画传，寄我拜读。知庶的一片真情，感我肺腑。

与我联系较多的是国祺。：每次去京，需要他陪同时，他总是全力以赴。约见北京战友，我总是通过他张罗。他情深义重，古道热肠，爱憎分明，甘为战友两肋插刀。每年春节前夕，我总会接到他拜年电话。其感情之炽热，让我每每不能自持。

碍于篇幅和水平所限，我未能一一提及与我熟悉的北京战友，在此向你们表达诚挚问候，並致歉意。也以此文，作为鼓动我写写北京兵的一些战友的回应。

北京的战友们，感谢你们，在我垂暮之年，还能为你们所念及。最后，我把白居易长恨歌中最后一句，“此恨绵绵无绝期”，改为“此情绵绵无绝期”，来称颂，祈愿，我们战友情的天长地久。

附二

我的战友，北京兵李国祺写连长的文章。

李国祺：说说首长郑敦启

志兴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回忆了老连长郑敦启，勾起了我对郑敦启首长的许多回忆。

年我和志兴一同入伍来到位于五峰山的防化团五连。郑敦启那时是五连副连长，连长是林文义。但是由郑敦启副连长负责训练新兵的事宜。

郑敦启那时29周岁，山东即墨县人，一张文质彬彬的脸戴着眼镜，还有比较扎眼的络腮胡子。听老兵说过，郑是大学生，从学校肄业来到防化团当兵。郑连长说话比较温柔，没有其他山东兵的粗音大嗓，喊起口令来也是比较的细声细气。看得出来郑连长比较喜欢北京兵，愿意和北京兵拉家常。我对这位大学生连长满怀钦佩之情，我觉得他很有军人风度，是一个行动潇洒，谈吐文雅的领导。

当新兵时，有一次我站岗，郑连长前来查哨，看我尽职尽守比较满意，当天晚上点名时表扬我：李国祺在哨位忠于职守，站姿标准，值得表扬。这一席表扬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一直鼓舞着我在新兵阶段的训练。在新兵训练中老连长调走了，郑敦启正式成为五连的连长。新兵训练完后进行考核，郑连长在现场指导我取得了投弹45米，射击9发子弹81环的好成绩。我还被选拔为汽车驾驶员即将前往团部进行训练。可在进行体检时说我高血压不合格，又是郑连长出面找到营部杜军医，重新为我体检通过，圆了做汽车驾驶员的梦。

年底郑敦启调到团部任作训股长，我则于年调任后勤装备仓库主任。虽和郑股长不在一个部门但是经常见面，我也有时到他的宿舍坐一坐。年初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对象也是北京人，叫徐玉成，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分到了贵州三线工厂，经人介绍和郑认识了（后来听说介绍人是军区作战部长李定一，李定一和徐玉成的父亲是老战友）。我听后很高兴，祝贺他找到了一个北京媳妇。后来还是我和徐海军、延晋中、李鹏帮助郑股长刷的新房，活干得不怎么样，弄得满头满身都是白灰。但是郑股长很感谢我们，那晚是郑股长妻子徐玉成为我们做的面条，遗憾的是少了点，大伙没吃饱。

郑股长结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女儿，叫郑宁，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可惜出生时难产胎儿脑积水，生后有一只脚有点内翻，郑股长非常着急，到处求医，孩子两三岁时就穿起了矫正鞋，还好慢慢矫正了一些基本看不出有什么残疾。我很喜欢郑宁，常常带着她玩耍。因此也加深了和郑股长夫妇的感情。

年我从防化学院学习回到团里，那时北京的老乡很少了，感到比较寂寞。那时郑敦启已调到边防一团任副团长，但爱人还住在济南防化团营房。他从边防一团回来探亲看到我非常高兴，一定拉着我到他家吃饭，这给感到孤寂中的我以许多的温暖，他还给我拿了许多书要我读，有唐诗宋词，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我们在一起议论历史，议论中外战争史，增长了许多知识。

我年转业，后来郑敦启也于年专业到青岛外经办。但是彼此好长时间未通消息。年我到青岛出差，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去看他，他非常激动。我坐车到他的寓所前远远看到他站在门口在等着我。我们在他家还有他的夫人一直谈了三个小时，意犹未尽，而后我离开时他送出我好远，那种依依不舍之情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今年春节照惯例我又给郑敦启首长拨了电话问候。那边接到电话知道是我，很长时间未发出声音，一分钟后，嘶哑苍凉的声音吓了我一跳，郑敦启哭着对我说：小李啊，老徐去世了！那凄凉的声音像一把钢针刺痛着我的心。我知道他老伴得了肺癌已经几年，但这突来的信息还是给我很大的打击。我尽量找宽心的话劝慰着郑敦启老人，那边嘤嘤的哭泣声还是不断。挂断电话后，我的心很痛。我的这位尊敬的老首长不知道会怎样度过他的余生，我很惦记他，希望青岛的战友也能腾出时间去安慰一下老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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