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公元前八至五世紀
長20厘米寬20厘米高17厘米
器呈盝頂形，頂部中央有圓形凸起，上有方形中空承插口，器身四周及頂部通飾多組相互纏繞的透空蟠蛇紋，螭蛇垂首勾尾，圓耳卷鼻，蛇身通飾細密的珠點紋與絞絲紋。蟠蛇間彼此穿插疊壓，或隱或現，排列有序且四面延伸，似有奪框而出之勢。通觀此器，簡靜素雅的方形外框與內里極富動感的紋飾間形成了剛柔並濟，動靜相宜的裝飾趣味，觀之令人目不交睫。加之其採用的鏤空鑄造法，更是將其藝術表現力發揮到了極致，著實讓人嘆服。
器呈盝頂形，頂部中央有圓形凸起，上有方形中空承插口，器身四周及頂部通飾多組相互纏繞的透空蟠蛇紋，螭蛇垂首勾尾，圓耳卷鼻，蛇身通飾細密的珠點紋與絞絲紋。蟠蛇間彼此穿插疊壓，或隱或現，排列有序且四面延伸，似有奪框而出之勢。通觀此器，簡靜素雅的方形外框與內里極富動感的紋飾間形成了剛柔並濟，動靜相宜的裝飾趣味，觀之令人目不交睫。加之其採用的鏤空鑄造法，更是將其藝術表現力發揮到了極致，著實讓人嘆服。
此件透空蟠蛇紋方形器座，採用一體式鑄造法。單元紋飾拼兌組合布滿座面一周，上部紋飾單獨分型疊壓鑄制，頂部方形承插口則與器身焊接組裝而成。他與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的透空蟠螭紋香薰杯，二者鑄造手法類似。山西侯馬鑄銅遺址曾發現有此類陶範多件（圖一），很好的論證了這一複雜高超的古代鑄造工藝。這件透空蟠蛇紋方形器座與上海博物館所藏的春秋青銅透雕蟠龍鼓座，曾侯乙墓發現的建鼓底座等均是古代鏤空透雕工藝運用到青銅器座上的典型代表，同時也成為研究春秋時期青銅鑄造工藝的重要史料。
據考證，此類方形器座主要流行於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根據對目前已知的實物資料分析，其具體功用應為古時用於承插器物的底座。年，山東省長清縣仙人台邿國墓M4發現的鳥飾支架（圖二），便很好的應證了此種判斷。年，河南光山寶相寺發現的春秋早期黃夫人方座，年，安徽屯溪弈棋發現的鳥紋單柱器，年浙江紹興坡塘M發現的戰國早期獸紋人形足方座等與此件蟠蛇紋方形器座均應屬於此類承托器。
東晉畫家顧愷之所繪製的《女史箴圖》第四段中（圖四），描繪有一件帶底座的青銅鏡架，其盝頂狀的方形底座造型與此件蟠蛇紋器座近似。因此，此件方形器座是否曾做為古代青銅鏡架的底座也猶未可知。
公元前二世紀
通高11.2厘米底座直11.8厘米
喇叭形底座，細腰短頸，腰部飾竹節紋，末端演化為倒置的四瓣形花朵紋。頸部上端以圓形凸起為中心，向外延伸出長短兩對兒柿蒂狀支架，支架頂端鑄有花瓣狀杯托，用以承托羽觴杯。整器造型高貴華美，優雅別緻。通體採用的鎏金工藝，雖經千載仍保存完好，金光熠熠，灼灼生輝。足堪珍貴。羽觴杯，又名羽杯、耳杯，是中國古代一種盛酒器具。始於戰國，延至魏晉。因其兩側新月狀雙耳微微翹起，形似雀鳥雙翼，故名“羽觴”。其質多為木胎塗漆，金銀及玉制極少。自羽觴問世以來，便成為所有酒杯的通稱。故古人把行酒叫做“行觴”，亦稱酒政為“觴政”。《禮記?投壺》中就有“請行觴”之句，即指舉觴相勸酒，釋為以雙手執杯耳向人敬酒或自飲，是古代酒文化的一種禮儀表達。西漢晚期，極少數羽觴杯配以銅質底座，且多采用鎏金與鑲嵌工藝。據史學家考證，羽觴杯下配有銅質底座，為飲酒者單手執杯提供了便利。而採用特殊工藝製作而成的銅質底座，應為古代貴族專享之器，等級很高。
公元前十世紀
通高24.2厘米流尾長19.3厘米
長流尖尾，橢圓形深腹。圓形腹底。下呈三稜錐狀實足，足高且外撇，腹部有鋬，上飾尖耳突睛獸首，鋬內鑄有銘文“亞盉”二字。口沿近折流處立兩菌狀形柱，柱頂飾圓渦紋，杯頸環飾一周變形龍紋，腹部有對稱式饕餮紋，間置扉稜。此對爵杯型體碩大，器形高挑修長，廓線流暢優雅，紋飾洗煉。成對出現且完好保留至今的青銅爵已十分稀少，此對爵歷千年而不散，難能可貴。
青銅爵是商周時期用以飲酒，兼可溫酒的青銅器具，其造型來自原始時期的管流陶爵（圖一），而後者是由原始陶（圖二）發展而來，因二者外形皆近鳥狀，故而後世認為爵的造型象一隻雀鳥，流似雀喙，柱似雀冠，後有尾，腹下有長足，桂馥的《說文義證》中解釋，“像爵之形”說爵：“即雀。”又古代“爵”與“雀”同音而通用。爵的定名始於宋人，《說文?鬯部》：“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最早的青銅爵始見於二裡頭文化三期，盛行於整個商代及周初，西周中晚期逐漸消失。
中國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禮記?器》中記載：“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由此可知，商周時期貴族飲酒有著十分嚴格的制度規定，用銅爵飲酒，並非專為飲食，更是著重於“禮制”的傳達。宋代金石學著作《宣和博古圖》中曾精辟歸納道：“爵於彝器是為至微，然而禮天地、交鬼神、和賓客以及冠、昏、喪、祭、朝聘、鄉射，無所不用，則其為設施也至廣矣。”此時青銅爵已成為祭祀盛酒的專用禮器，常以酒器觚進行組合。記錄周代士大夫禮儀活動的《儀禮?特性饋食禮》中曾提到，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斝）的組合形式。
與此同時，在上層社會的禮樂制度中，以觚與爵的搭配數目來區分貴族的身份等級。等級越高，所用銅爵的數量與質量越是驚人。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曾發現各種形式精美的青銅爵達四十件之多，這也充分證明瞭墓主人生前顯赫的地位。
此對圓體高杯式青銅爵主要流行於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器型和紋飾與年河南安陽劉家莊北商代晚期一號墓發現的“子鉞爵”（圖三），陝西長安張家坡M16發現的獸面紋爵（M16：2），河南安陽殷墟侯家莊號墓發現的獸面紋爵及美國波特蘭藝術博物館所藏商代晚期的西單爵（圖四）較為接近。
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紀
通長24厘米底部直徑2厘米
器呈柱狀，上部有中空的弧形帶狀手柄，手柄中部前後分飾兩條長卷尾夔龍紋，下部柱體上端凸雕一獸首，獸首呈牛頭狀，大角兩端向內捲曲，彎眉，葉狀耳，嘴部向前凸起，獸首下部沿器身依次飾有四組蟬紋。器物底部凸飾兩組對稱的簡化獸面紋。
此件商代晚期的獸首管狀器，形制十分特殊。因存世量極少，故史學界對其功用一直缺乏研究。商代後期，商王國的西部邊域在進行擴張的過程中，中原文化與當地的異族文化於衝突中相互借鑒交融，這件具有北方系青銅器風格的銅獸首管狀器便是很好的例證。其非殷式的器形結合夔龍，蟬等極具中原文化色彩的紋飾，集中的體現了商代後期地域文化的多元融合，同時也為我們研究商代晚期商人與異族犬牙交錯的分布特性及從屬關係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公元前十一至十世紀
通高15.2厘米口沿直徑23厘米腹深12.5厘米
侈口折沿，寬體微束頸，鼓腹兩側分鑄有獸首雙耳，耳下有長方形珥；圈足較直。頸部飾一周顧首龍紋，以雷紋填地。龍紋身長而斜直，尾下卷，通體呈S形，長角狀冠下垂，末端上卷，無足。尾後有三角形連綴。簋頸前後增飾浮雕獸首。腹部飾一周弦紋帶，圈足飾雙弦紋。器內底部鑄有“乍（作）寶皀殳（簋）”三字銘文。
青銅簋出現於商代中期，初期量少且多無蓋，無耳或僅二耳。西周時期開始盛行且樣式多變。其用途為古時盛放黍稷的食器，使用時多與鼎搭配組合。《周禮?秋官?掌客》言，鼎簋十有二”，鄭玄注：“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即為此意。商周時期，簋便是重要的禮器，《周禮?地官?捨人》中記載：“凡祭祀，共簠簋”。特別是西周時，青銅簋與列鼎制度一樣，常出現於重大的宴饗和祭祀活動中，以偶數與列鼎配合使用。這種青銅禮器不但是禮制最為重要、最為系統的一種物質象徵，甚至於在很大程度上，它們就是這一制度本身。區分著貴族等級的高低及政治權力與經濟地位，據史書記載，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這套人為制定的精密社會坐標使得統治階級內部能夠長期達到一種相對的穩定與平衡。
此件侈口鼓腹雙獸耳式青銅簋，尺寸與器形和陝西長安縣灃西張家坡西周墓地M出現的青銅簋（M：2）及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叔豐簋”（圖一）極為接近。陳夢家先生所著《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中，收錄有一件潘祖蔭舊藏青銅簋（圖二），與此簋器形相近唯頸部紋飾略有區別。
該簋器形周正，銅質極佳，通體呈現出柔和的金色光澤，甚為迷人。這種被業內稱之為“泛金鏽”的銅器表面形態，實則是一種學名叫做游離銅離子的金黃色物質在器物表面所形成的保護膜，他與諸如綠鏽、黑漆古鏽及水銀沁鏽等一樣，都是深埋於地下的古代青銅器外表因時間及周圍環境影響而產生的不同變化。目前已知的考古資料顯示，具有此種器表形態的青銅器所佔比例極低。又因其外觀猶如新鑄，故最為難得而備受人們喜愛。上海博物館所藏的亞矣簋（圖三）與此器表面形態極為相似，應同為此類型青銅器的代表。
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紀
高32厘米口頸21.5厘米
底座直徑13厘米
喇叭形大敞口，方唇，器口下逐漸內收，收束程度上急下緩，近腹部處趨於垂直。腹部位於中段偏下，腹壁微鼓，圈足接於腹壁，自上而下逐漸外侈呈斜坡狀，於近底處垂直下折。形成下端較高的兩段式圈足。銅觚頸部分飾四組對龍三角形紋。對龍為倒置式，圓眼卷鼻，細眉張口，鈎狀角上竪，足有利爪。龍身遍飾雲紋。兩龍下部合成三角紋樣，間飾蟬紋。對龍與蟬紋皆作浮雕狀表達。頸部下欄環飾四組鹿角鳥紋，間以短羽狀扉稜。觚腹與圈足分別飾有兩組大獸面紋，獸面以高凸的羽狀扉稜為鼻，腹與圈足間有兩條凸起弦紋，上端有兩個十字形鏤孔，整器三段主體紋飾皆以雲雷紋為地。
通觀此件獸面紋觚，浮雕狀的主體紋飾高凸器表，在纖細婀娜的雷紋地映襯下，顯得格外醒目且充滿力量。其間隔的數條羽狀扉稜極富體感。此種被學界稱為三層滿花的青銅器裝飾風格集中出現於商代晚期中段，時間約為武丁後期至文丁時期。因紋飾鑄造採用地紋，平雕，浮雕相結合的藝術表現手法，層次分明，裝飾意味濃烈，備受當時上層貴族的喜愛。此觚器形莊重挺拔，紋飾繁縟有序，所飾獸面威而不驕，集廟堂禮器肅穆神秘之氣於一身，觀之給人以精純至美的視覺享受。
商代青銅觚，依據體型分為粗細兩類，同時流行於商代中期。至後期時，粗細兩體逐漸合一，粗體觚已極為少見。此件獸面紋銅觚，脰與腰甚為粗狀，整體器形近尊類。與美國紐約賽克勒博士收藏的一件獸面紋銅觚極為接近。馬承源先生稱此類觚為高體脰腰甚粗式。年，河南安陽孝民屯南殷墟西區M發現的“父已觚”（M：1）（圖一）與曾為乾隆皇帝御賜珍品，被譽為“孔府十供”的“亞弓觚”（圖二）也應屬於此類情況。
此觚形體粗大，為目前已知最大的商代青銅觚之一。其頸部所飾對龍三角紋樣較為特殊。此類紋飾組合為商代晚期典型風格，多用於尊及罍腹裝飾，用觚著甚寡。年，河南安陽小屯M5婦好墓所現“婦好方罍”（M5:）（圖三，四），其腹部裝飾紋樣與此觚頸部內容基本一致。
公元前三至二世紀
通高24厘米獸面高12厘米寬17厘米
獸首作銜環狀，闊面巨口，雙耳外撇，寬眉凸目，眉梢上揚與兩只上竪的獸角相接，獸角內彎，額頂飾山尖形冠，鼻底圓卷，與背部插榫相連。內銜柱狀鳴環。此對獸面紋鋪首，造型生動誇張，紋飾簡潔洗練，鑄制精細且保存完好，可稱此類別青銅器中之上品。獸首頂部竪起的彎角格外醒目，其狀似牛，與上海博物館藏古父己卣（圖一）器腹所飾大牛首紋（圖二）有幾分神似，可視為一種商周時期青銅獸面紋的演化與流變。
鋪首，其形源於商周時期的饕餮紋或獸面紋。初期多單獨出現，西周中期開始與圓環組合，且此類形態一直延續至明清。《說文解字》釋：“鋪首，附著門上，用以銜環者。”因鋪首多以獸面為形，其鼻下或口部通常穿以圓環，故而亦稱“鋪首銜環”。古時宅第大門多為雙扇，因而鋪首常成對附著於左右門上，其作用既可牽環便於開閉門戶，又便於來訪者以環扣門。漢代司馬相如的《長門賦》中，就曾有“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吶以面似釧音。”之句，此處即描寫叩響門環時情形。
千百年來，作為中國傳統文明和宗教文化的形象載體，獸面銜環這種古老的藝術形式因其具有“辟不祥”的獨特隱含喻意而得以傳承不息。明末清初學者黃生所撰寫的《字詁》一書中，就有“門戶鋪首，以銅顯獸面銜環著於門上，所以辟不祥，亦守御之義。”的解釋。
公元前五至三世紀
鳥首高9.8厘米銎徑2.5厘米
虎食人首高7.5厘米銎徑3厘米
三件杖首均呈圓柱狀，中空，圓形銎腔，以納朼，主體紋飾均採用圓雕手法鑄制，其中的兩件杖首頂部均作鳥首狀，鳥似鷹鷲，長頸圓眼，巨喙下鈎，鳥首頂部鑄有短圓形銎管，鳥頸與喙部均有嵌紅銅帶。另一件杖首作虎食人狀，虎圓耳大眼，前肢向前，緊握力爪，扼住人物頭部，人物伸頸曲臂，雙腿岔開，騎伏虎身。頸下佩戴項圈。四肢作嵌紅銅表達。整套器物表面因採用附錫工藝，故大部呈銀光澤。此套杖首保存完整，形制特殊，紋飾組合極具宗教意味，所採用的附錫與嵌紅銅工藝於同類品種十分稀見，為目前僅見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儀仗器。
鄂爾多斯青銅器被統稱為中國北方青銅器。因其藝術風格獨特，文化內涵深邃而成為青銅器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分支。以匈奴系統為代表的鄂爾多斯式青銅文明始於早商，西周時期有所發展，春秋戰國發展至頂峰。目前所發現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多為實用器，只有少量器物是在特殊場合，供特殊人物佩戴和使用，具有獨特的意涵。這其中就包括圓雕動物形杖首。據民族學與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可知，崇拜大自然的中的生物，將他們視為圖騰，依仗他的神力保佑族群的平安，是許多原始民族的共同習俗。而將崇拜物圖案飾以桿頂或杖首，則是早期北方民族圖騰的表現形式。因其可以將祖先和神靈的崇拜與地位及身份相結合，成為權利的象徵。因此，圓雕杖首更多的具有神權，宗族權，或地位標示功能。
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多信奉薩滿教，作為薩滿化身的神物象徵，鷹被視為天的神鳥使者，神秘而高貴。由於草原民族對天的崇奉，鷹作為自由翱翔的飛禽，他的神力和與天的親近始終是相信長生天的人們所敬奉和渴望的。因而，在鄂爾多斯青銅器紋飾中，以鷹鷲為主體的紋飾佔有重要的地位。紋飾多誇張的表現鳥的頭部，突出喙。年，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匈奴墓發現有匈奴酋長所戴鷹頂金冠飾（圖一），冠頂傲立的雄鷹採用圓雕的手法，極力突出呈內鈎狀的鷹喙，來表現猛禽的凶猛。
此套杖首中的兩枚鷹鷲頂部鑄有銎管，其功能應為巫師舉行儀式時插嵌羽翎所用，他與年准格爾旗大路鄉玉隆太村所見到的佇立獸形銅飾件（圖二）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研究發現，鄂爾多斯青銅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與中原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繫，彼此相互借鑒吸收。此套依仗首中的虎食人物形象可視為此類融合借鑒的範例。目前已知青銅器上飾以此類題材的相當稀少，最為代表的當屬法國巴黎色努施奇博物館及日本泉屋博物館（圖三）所藏的商代晚期虎食人卣。對此種紋飾組合的意味解釋史學界多有爭論。此套依仗首中的虎食人物形象，猛虎表情憨萌，毫無猙獰之氣，女巫雙腿叉開，坤宮欲露，恰應和了張光直先生的薩滿通靈說及林河先生的人虎交歡即“從神受孕”論。象徵著北方古老民族祈禱平安，增加人口繁衍，獵獲更多獵物的企盼。此套依仗首的出現對於研究我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歷史宗教與文化有著難以估量的學術價值。
公元前五世紀
直徑10.3厘米高5厘米
器呈蓋狀，以一隻獨體雙首蟠龍半圓形鈕為中心，前後左右分飾有四隻凸眼怪獸，怪獸長角上彎角，尖鼻敞口，兩兩相背，周圍有數只小獸環繞，整器通體採用鏤空透雕工藝鑄制，紋飾繁復多變，玲瓏剔透，觀之令人目不交睫，器身所飾怪獸，神情誇誕，顧盼生姿，一派清新自然之風。此器紋飾細查之下，無有鍛打及鑄接痕跡，當為古代工匠採用失蠟法鑄制而成。
此器雖小，然藝術感染力極強，其紋飾風格和鑄造工藝與年在湖北隨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出現的曾侯乙尊（圖一），曾侯乙盤（圖二）十分接近，應同屬於古代楚地之器物。
失蠟法也稱“熔模法”。出現於春秋時期，基本方法是將蠟作成模，成型後用細泥漿反復澆淋，泥漿包住蠟模後再塗以耐火材料用火烘烤，做成鑄型。蠟熔流出，形成型腔，即可澆鑄銅汁成器。用此類方法鑄造的青銅器大多紋飾精密繁縟，組合有序。此件鏤空怪獸紋圓形器可視為這一時期此類鑄造工藝的典型代表。
公元前五世紀至三世紀
長28厘米口徑4.5厘米
該器為古代車廂傘蓋的柄箍，用於裝飾和調節傘柄長短。器呈圓筒形，中部有一凸起的寬帶，為互相承接所用，兩段各有一道凸稜。器身通飾錯銀幾何雲紋帶，與細而勻稱的雲紋渦線相連，紋飾富有節奏感和律動美。此組傘柄銅箍鑄制考究，工藝精湛，其華美的紋飾可與年廣州解放北路象崗山南越王墓發現的錯金銀傘柄箍，年江蘇省盱眙縣大雲山江都王劉非墓發現的鑲寶石銀傘柄箍（圖一）及年河北定縣三盤山發現的錯金銀鑲嵌狩獵紋車飾（圖二）相媲美。
古代車馬主要分為密封車廂和開放式車廂兩種。開放式車廂內通常會有一個傘槽，用來固定傘柄，支撐傘蓋。傘柄箍就是被用來分段套在傘柄上（圖三），從而起到裝飾和固定的作用。
此類錯金銀車馬飾件，多現於戰漢時期。作為皇帝、諸侯及高級官吏出巡或出遊時所乘馬車的裝飾物，具有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後漢書·輿服志》中，將漢代太皇太后及皇太后所乘的車子描述為：“雲紋畫輈、黃金塗五末”。五末即指車子轅的頭端、衡的兩端以及軸兩端的轡。《說文解字》：“錯，金塗也”，“黃金塗五末”就是五末均金錯紋飾。此組錯銀傘柄箍雖為馬車構件，然窺一斑而知全貌，以此器裝飾的馬車必定格外富麗堂皇，非王侯貴族不能乘坐。
end····
注：
圖文：CHINAGUARDIANHongKong
編輯整理：揚威藝術交流中心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