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写作·读书

吴组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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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炼过了的生活用语言表达出来，要有“裁”，所谓“裁则芜秽不生”。这要求把语言的运用，放在美学原则的高度来看；如果说文学的基本功，这是最重要的。旧时代有些文人把写文章看做纯技巧性质，而不重视生活，不讲究认识生活，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只重视观点方法，也十分重视深入生活了。这多年文学创作上的崭新面貌，是过去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在表现技巧和语言运用上还需要向古代作家学习。古代的一些诗歌、散文，以及许多小说，语言的提炼都很精；外国作家像普希金、契诃夫等，语言也非常讲究。我们现在作品的语言也有很好的成就。主要是深入了生活，向人民群众学到过去所没有的活泼朴实的生活用语。但就一般的作品说来功夫还不够，还需要下功夫。

语言问题，党的领导早已注意到了。一九五一年《人民日报》就专门发表过《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又提倡语法修辞的学习。语言的运用不能看做是“雕虫小技”咬文嚼字而不重视它。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器”，或是说物质材料。语言基本功不练，是说不过去的。我国古代的泥塑很好，我看过山西大同的辽金寺庙和山东长清县寺庙里的泥罗汉，不仅神态动人，就是衣褶和手上纹路也逼真，而且这多年也不坏，也不开裂，可贵极了。泥塑家如果没有炼制得非常精的泥，再有天才也搞不成那样的塑像。我们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样，不管你有多么好的思想情感，多么丰富的生活，语言功夫不到家，就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来。

明代公安派袁氏三兄弟提出：口舌代心，文代口舌，三者应该统一。清代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五四”以来，尤其是解放以来，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可是产生了另一种偏向，就是把书面语和口语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好像把口里说的如实笔录下来就是好文章了，这是不对的。书面语应该是从口语里提炼出来的，应该比口语更准确、更精粹。当然，脱离生活口语的现象也还存在，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从生活中向人民群众学习，显得词汇贫乏。词汇贫乏，实际上是生活知识贫乏。比如：把群众都说的“眉心”，写作“两朵眉毛之间的距离”；把“人中”写作“上嘴唇与鼻子之间的沟痕”等等。人民群众的生活知识丰富，他们的语言也丰富。我们必须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积累生活知识。

古代优秀作家的生活知识丰富极了。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单就人物的衣饰装扮，饭菜品种之多来说，没有丰富的生活知识是写不出来的。《聊斋志异》也是，《促织》一篇蟋蟀名目之多，以及如何饲养与相斗的情景，倘若不熟悉这方面的知识，作品也就不会写得那样动人。《鸽异》一篇，作者要没有丰富的养鸽知识也写不成。由此可见，生活知识的丰富，是艺术表现的重要问题。生活知识贫乏了，作品的内容就不会很充实。生活知识的积累在于随时留心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契诃夫有个小本子，到处都记，积累的生活材料很多。生活知识丰富了，词汇也就丰富了。

语言不能杜撰，词汇不能生造。古人说各种词汇都是“名”，“红、黄”是颜色的名，“打、拉”是动作的名。这种名是约定俗成了的，不能杜撰，否则别人不懂。我在《解放军文艺》上举两个例子：比如“抛溅”，“奔泄”。把抛和溅，奔和泻联在一起，这是生造的词，不晓得说的什么；同时，在美感上，好像吃饭嚼到砂子，使人不舒服。

文学语言要从生活中来。高尔基说，文学作品是提炼过的生活。因此，文学语言也不能是自然形态的。经过提炼的语言比生活中的语言更精更美了，目的是要让人懂，表现力强。如果作品用了许多方言土语，而不加提炼，大多数人看不懂，是不好的。鲁迅的作品里有绍兴话，但一般人都懂，因为经过了提炼。《聊斋志异》的语言很古奥，但行文用语和人物的对话多是从生活口语中提炼出来的，所以读上两三句就能把人抓住。语言经过提炼，不仅更生动、更准确，也形成作品优美动人的风格。

句子的构造、修辞都是人民生活中原来的，语法正是根据人民的语言概括出来的。人民群众思想丰富、活泼，语调句式也便多种多样，而又单纯统一，显得非常灵活、和谐。有时他们把主语放在后面，把宾语放在前面，也合乎语法。但在我们有些作品中，因为不注意，有的主语和宾语却搭配不起来，比如：“河床不断地向下流着”，河床怎么能流呢？严格说，河也不能流，只能是河水在流。

把语言的运用提到美学的高度来看待，这是应该的。美和用不可分，最有用、最管用、最好用的，就是最美的。一个人的眼睛不管用，这眼睛就不美；一件衣裳不合身适用，无论它多花哨，多高贵，也不美，反显得难看；用了这个字、词或句而不起作用，怎么不破坏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有《叙事》等篇讲到这方面的问题。他举“年老口中无齿”为例，指出只须“老无齿”三字就够了，其他是多余的。我们有的作品词句实在啰嗦，比如：“我走得满头大汗，举起右手从头上摘下帽子，不住地扇着”。摘帽子当然用手，不会用脚；帽子当然戴在头上，不会戴在别处；特意指明“右手”，更没有必要。如果把它删一下，效果会好得多。舞蹈不允许有多余的动作，唱歌不允许有怪声音，作品里也不应该有无益有害的词句。我们作者应该像歌唱家和舞蹈家那样，严格练自己的基本功。

我在别处曾说过，发表的作品语言有毛病，编辑同志应该负责。编辑类似舞台的后台工作，很重要。戏曲的后台工作不允许有差错，京剧《文昭关》，伍子胥是带剑，不能挎刀，否则，不合身分，妨害表演，他们讲究得很。我们编辑若不重视语言，就像让满脸黑墨汗污的孩子似的表演艺术家走上舞台一样，是说不过去的。因为重要的思想，可贵的感情，都要靠语言表现出来，而且影响千百万读者，关系着长久的文风，怎能不严格注意呢？有些青年用语不当，多是由书刊上接受影响而来的。所以不搞好语言，会影响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编辑部同志应该把好这个关。

我们要熟练地掌握汉语的规律。汉语有它的特点，如方块字、单音、有平仄声韵等等。这都是汉语所固有的。掌握了它，用得适当，就能使文章美化，取得艺术效果。毛主席的著作、诗词，是运用汉语的典范。有人想把《送瘟神》一诗“春风杨柳万千条”改成“千万条”，以为计数是先千而后万，我看不行。“万千条”是无其数，而且给人一种不住飘拂的动的印象，表现了茂盛、无限生意，是活的形象；这里不是记账，做统计。这样改不只意思不对头，声调也弄糟了。千是平声，万是仄声，这里不能调换位置；否则破坏了格律，念起来不好听。我们现在喜欢写几首近体诗，这更要掌握汉语规律，如果声韵、对仗搞不好，就会像舞蹈演员一只脚穿皮鞋，一只脚穿布鞋，很别扭。

要掌握汉语规律，不能停留在对它一般的了解上，而要反复练习，真正地学会它。思想的提高无止境，艺术的提高也无止境。重要的是把基本功练扎实。

三

最后谈一下读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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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古代作品，目的在于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大概有四方面作用：一种是直接诉之于我们道德观念：封建时代有很多作品就是教训人，发议论、讲道理，要人接受忠、孝、仁、义的道德。托尔斯泰的名著也喜欢连篇大发议论，宣说他的一套宗教道理。二是提供知识：它不能感动人。欧洲有些作品就是这样，思想倾向不明，爱憎不清楚。他们认为文艺要像镜子反映事物一样，只是做社会历史的纯客观记录。它起作用于我们的理性，使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三是感动人：它起作用的对象是我们的感情，热情高，激动人心。四是感染人：作用于我们的心理意识和神经感觉，使人不知不觉中受到熏染陶冶或潜移默化。

《沧浪诗话》中说，文学作品应当“不落言诠”。自然不能一味说道理，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做几句必要的解释说明，有益无害。知识固然要有，而且要丰富，但专讲知识不能成为文艺作品。文艺作品的感染作用、熏陶作用、潜移默化的作用很重要，它诉之于我们的神经感觉，不断影响我们的心情意绪，感人至深。如果把激动人心的作品比做暴风骤雨，那么感染力强的作品像毛毛雨，能使人浑身湿透，力量持久。优秀的古典作品，总是兼具多种作用。如《水浒》《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也有所说明，也给我们很多知识，也激动人心，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量。最后两点当然是主要的。

所以，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以上四种作用都要。当然，首要的是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深入生活，感受它、体验它、观察它、认识理解它，但也必须吸取前人的经验，加强自己的修养。比如《聊斋志异》，往往只有几句话，气氛就造了出来，使人身历其境，心绪神志被它包围了，感染力很大。我们描写战场，写得很动人，若要使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使读者也进入那个环境里，让如火如荼的气氛像水似的把人泡起来，也浸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该有多好。但如果没有自己的生活感受，单学古人的技巧是不行的。那就像做纸花，可能好看，却不会含香带露，不会有生命力，怎能感染人呢！

读书，要精读好书，又要广泛涉猎。广泛涉猎，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识见。精读好书，可以使我们学得深入。对于好书，若浅尝辄止，就像吃花生米，只用舌头舔了一下就算，那舔一万担也不会知道它的味道；可是，你嚼烂一个就能得到它的真味。读好书往往像吃橄榄，越嚼越有味道。所以广泛涉猎一定要和精读好书结合起来。

阅读优秀作品，对于增强我们的艺术敏感，有很大的作用。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敏感，一个文学家在生活中也要有自己独特的敏感。分析一篇优秀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强的感染力，就能启发培养我们，使我们摸到这一方面的门径，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也就能更深刻、更敏锐一些。

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重要的一方面是学习古人的艺术技巧，艺术经验。在这方面，《红楼梦》真是丰富极了。它描写人物，不只通过这个人物的行动、语言，也通过这个人物的心里眼里写另外的人物。比如从刘姥姥的心目中，去写凤姐等贾府中的人物，既使我们看到了刘姥姥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活动，也使我们从尖锐的性格对比中看到了贾府的生活，更鲜明地认识这个环境的特征。这种技巧是很高明的。它能非常集中地给我们感染力。作者在生活里若没有这种观察和感受，是不会有这样的技巧的。

我认为是这样：艺术技巧是表达思想内容的，离开了内容，怎么学习它的技巧呢？比如学北京烤鸭的技巧，那烤的技巧是和北京鸭的内容不可分的；若是撇开鸭，只学它烤的技巧，你拿那技巧去烤粉条、烤白菜，那只有烤得一塌糊涂。所以学技巧不能脱离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我们的思想。

我们由于党的教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有了极好的政治思想观点，在这方面，我们比古人高多了，他们无法跟我们比。可是我们却不能把古人看瘪看矮了。我们要有历史主义观点。

写《水浒传》的施耐庵，思想水平就很高，应该佩服，这鲜明地表现在他对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宋江等人物的评价与艺术处理上。鲁智深流浪江湖，一无所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的性格里没有什么小私有者的意识。他抱打不平，不从私人关系出发。打完就走开，忘掉，根本不想对方对他感恩报德。作者对他的评价最高。李逵是贫雇农出身，能大公无私，富有正义感。他的义不是对某个人的，他听说宋江抢了别人的女儿，就要杀他。他怜悯李鬼有老母，没杀李鬼，还给了他银子。因为他自己也有个老母，以己度人，富有同情心。对武松，作者有不同的态度。武松自然也是英雄，但他杀人是为报私仇，作者大大地批判了他。武松打蒋门神，是因为施恩对他施了小惠；张都监受蒋门神之托，用手段害他，假意对他好，收他做心腹，他就感恩戴德，结果吃了大亏。从此才接受教训，血溅鸳鸯楼，才把革命性发挥出来。武松为兄雪冤，先去告官，告不成，再杀，杀了以后还去官府自首。鲁智深和李逵根本不会告官，也不会自首。这说明作者对人物性格的分析很深刻，处理得有分寸。

林冲靠本领吃饭，封建统治者给了他相当的地位和待遇。作者认为这种人很不容易走上革命的路。但他也是个英雄。作者写林冲一出场，就碰着高衙内调戏他老婆。选取这个情节，能挖到林冲的内心深处，有力地揭示他性格的本质特点。高俅是林冲的顶头上司，他要靠他吃饭。老婆给人调戏，这在古代英雄是绝不能容忍的事。但林冲一忍再忍，直到身处死地才走向革命。有人认为林冲作为革命英雄的性格特点就是忍人之所不能忍，说林冲是个能忍的英雄。这是完全错误的。

上述人物的性格特点均有其社会的根源，现实的内容。作者的观点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尽管其中夹杂着封建主义神秘主义的思想，但就已达到的水平来说，是很高的。

在对宋江这个人物的处理上，则表现了作者很高的政治远见。宋江是梁山义军的领袖，他的性格有两个方面：一是革命性；一是妥协性。作品以一系列的情节表现了他的两面性。同时也写出了他作为领袖的性格特点：第一，他社会关系广阔，上至官僚地主，下至劳动人民，他都有亲密关系，有很高的威望；可以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第二，他谦虚，没有架子，不自以为是，不要权位。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对梁山义军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少的。团结问题，是古代农民起义的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宋江这样一个能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的领袖，或这个领袖缺乏谦虚的品德，梁山义军的建立是不可能的。因而宋江这个人物的塑造，既有农民起义斗争的现实根据，也寄托了作者对农民起义领袖的理想，是把两者熔铸在一起的。有人说宋江不配做义军的领袖。我以为这样的思想认识，其水平不如几百年前的作者施耐庵。我们设想，如果让李逵、鲁智深做梁山的领袖，那他们性格上的优点，恰好变成缺点。他们拿起刀来就砍，不会团结人，梁山事业必定很快就垮台。作者对李逵，既写出了他英雄的优美品质一面，也写出了他粗鲁、乱杀人之处。尽管如此，毫不损害李逵作为一个古代英雄的崇高形象。武松、林冲也是作者歌颂的英雄人物，但在描写其英雄性格的成长发展中，不断揭示其缺点，给以批判。这是活生生的辩证观点，表现了作者认识生活的思想水平确实是很高的。

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但绝不是说因此对古代作品就可以用不着批判，只须全盘继承好了。不是的，我们只有批判得好，才能继承得好。犹如吃螃蟹，善于剥弃它，才善于吃下它，否则也可能中毒。我们应该在阅读中磨练我们的辨识能力，学会善于批判，善于继承。

解放军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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