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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峰山上插红旗抗日烽火遍泰西

——学生时代和抗战初期一些情况的片段回忆

朱布烽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我国的阴谋诡计，越来越被中国人民所识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安内”的反革命策略，日益引起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普遍不满。从血的惨痛教训中，人民认识到只有抵抗日寇的疯狂进攻，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才是中国人民的惟一出路。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随着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长清县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不满日益增强，反日爱国的思想逐渐生成。

我是年2月到长清东关县立第一小学考插班入27级上学的。校长范玉堂，半年后范玉堂调离，张耀南升任校长。当时国民党对学校统治是非常严密的。他们搞什么“以党治国”、“党化教育”。不仅校长、训育主任、童子军教员必须是国民党员充任，就是任课教员，也很多是国民党员。《三民主义》（也称《党义》）是学生的必修课，第一小学训育主任朱学义，除担任《三民主义》一门课外，主要任务就是监督学生的言论行动，以查号名义，白天黑夜到学生的宿舍去。他的文化水平不高，讲课也讲不好，同学们都看不起他，给他起外号“朱菜包”。童训这门课，不仅有课堂讲授，还要同学们身穿童子军服，肩抗军棍，到操场去上操。同学们一提起童子军，都称呼它是“怪物团”，童训教员王捷三，学生都叫他“怪物团长”、“王怪物”。每天清晨、黄昏，全体师生都要到校门口集合，举行升旗仪式，每周一上午，召开纪念周会，同学们虽没兴趣，但都得参加。

年的秋季，发生了万宝山事件。不久，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九一八事变。日寇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进一步暴露出来，引起了中国各阶级广大人民的愤怒，要求政府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起来。很多学校自动组织抗日义勇军，第一小学的全体师生都踊跃报名参加，并接受军事训练。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派军队到东北去抗日，收复失地。而以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的反动政府，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及全国上下舆论和人民愿望，不仅不抗日，反而一意孤行，倒行逆施，加紧剿共，镇压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推行“新生活运动”，大搞“尊孔祭孔”，以此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不准学生问国家大事，只许安心读书的反动论调，引起教育界师生不满，对国民党政府和县党部大小官员们轻蔑和憎恨的情绪日益增长，曾发生过以下几件事：

一、看家的狗和国民党员

第一小学在举行的一次学生演讲比赛上，校长为了表示会议隆重，特地请来了县党部高书记长、教育局长王辑五等大小官员到会指导。会上依次演讲，当三四位同学讲过后，轮到一位叫王涛的小同学登台讲演。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看家的狗和国民党员》。”听后大家都大吃一惊，他说：“我们家喂的狗是叫它看家的，黑夜贼来偷东西，狗就会立马叫起来，主人听见狗叫，就起来拿起武器打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们东北三省，残杀我们亲爱的同胞，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忍无可忍了，一致要求国民党立即对日宣战，洗雪国耻，收复失地，拯救东北受难同胞。可是国民党的政府不抗日，也不准我们抗日，丧失大片国土，大批东北同胞被残杀。看看我们县里的国民党员，他们是做什么的哩？他们不抗日不救国，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干，以我看这些党员，真连我们家里喂的狗都不如。”大家都大吃一惊，他替大家说了话、出了气，都非常敬佩这位才十多岁的小同学。他胆子大，敢想敢讲，竟敢在学校大礼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痛骂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台上的大小官员都坐不住了，气得脸红脖子粗，教育局长和一小校长、训育主任也气得脸色发青。高书记长立即站起来发脾气，校长、训育主任慌着赔礼道歉，厉声训斥小王涛，令他立即退出会场。

二、学生大闹祭孔会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蒋介石倒行逆施，对日寇进攻不准抵抗，屈辱退让，反而却大打剿共内战；不准张学良抵抗日军，也不准许学生向政府请愿，却大搞“新生活运动”；提倡旧道德，大兴“尊孔祭孔”，用这些办法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年秋季，长清县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县教育局在东门里文庙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祭孔大会。县城内、外的中小学师生都打着校旗，奏着军乐列队来参加祭孔大会。党政军和教育、公安等各机关的大小官员们早已恭敬肃穆地站在文庙大殿前面的台子上。第一、二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排列在会场前面，县中和师范的全体师生在会场后面站着。宣布会议开始唱党歌、读总理遗嘱时，全场只听到台上的声音，台下前排的同学们听到后边不唱，也都不唱了，读总理遗嘱也没读完就没声音了。老朽县长李起元、教育局长王辑五、肥胖的县党部高书记长，一个个接着讲话，他们的讲话内容一样，都是劝说学生不要管国家大事，抗日救国是政府的事情，学生只要在学校安心读书就是救国等。同学们对这种“读书救国论”的反动说教早已听厌了，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情绪，纷纷走上台要求讲演。县中的一位同学说：“日本兽兵的铁蹄践踏了我东北三省的神圣国土，残杀我同胞，要灭亡我们全中国，我们不愿意亡国灭种，不愿意当亡国奴。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要上前线杀敌救国，现在我们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我们怎么也安不下心来读书了，这样下去连我们读书的地方也没有了。我们不知道县党部、县政府的大小官员们是干什么的？……”台上的官员们有的气得红了脸，有的赶忙走到前面辩驳。下边的学生抢着上台讲演，有些人痛哭流涕，也有人议论纷纷。会场里的同学们怒火燃烧，热血沸腾，空气非常紧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要杀敌，要誓雪国耻！收复东北失地！为东北死难同胞报仇！慷慨激昂的口号，打破了大地的沉寂。县党部煞费苦心的一场祭孔大会，在学生们愤怒的抗议声中收场了。

三、学生们脑海里开始闪烁共产主义的火花

白色恐怖的长清，同学们上的是国民党的学校，每天读的书，老师讲堂上讲的课，都是国民党的欺骗说教。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被歪曲了，学生们谁也不敢谈论这些事。县中训育主任唐敬舆给我们上地理课，偶然讲起红军打仗非常勇敢，向天兵天将一样，老百姓都是红军，共产党越剿越多，中央军打不过他们；河西崔桥董家祯同学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在济南被韩复榘杀害了，在法庭审判时他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和敌人辩理、斗法，驳得敌人张口结舌；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女共产党员庄玉英被邀请到第一小学讲演，讲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好，学校和幼儿园教育都办得很好。在她离校还不到一个小时，公安局派警察到学校抓她，说她是共产党员。同学们都觉得共产党员真了不起，逐渐产生了羡慕景仰的感情，脑海里开始闪烁着共产主义的火花。

四、边老师大礼堂当众辟谣

第一小学请来了一位边老师，名字叫边鹏翔（边裕鲲）。他在曲阜第二师范毕业，生活艰苦，穿着朴素。当时第一小学有部分教师看不起他。他对学生态度和蔼，同学们都愿意接近他，他教学认真，讲课讲得好，选的补充材料，大都是歌颂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有人暗地在他身后窗上写上“共产党”三个字。在一次纪念周会上，他突然上台讲话了。他说：“有人威胁我，在我房子的后窗上用粉笔写上‘共产党’三个字。说我是共产党，我不害怕，我是共产党员吗？我不是共产党。假如我是共产党就去当红军，参加苏维埃去啦。我还能在这里当教员吗？我离开这个学校到哪里不能教书呀，何时何地不能谋一窝窝头呀？何必用威胁的办法排斥我呀！”学期结束后边老师就走了。事后听说是王捷三写的字。年冬，泰西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时，我在六支队政治部见到他，他已是我们支队政治部宣传科的科长。

五、中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

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百灵庙浴血抗击日寇侵略的新闻在报上出现后，受到全国同胞的敬佩，有些城市成立了援绥后援会。学校一号召，中学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划分小组拿着小红旗，分头上街宣传，向市民宣传前线胜利的消息，动员大家捐钱支援前方抗日将士。我和五六位同学分在城内南北大街和南门外，讲演后就到商店募捐，商店老板捐钱有多有少，没有不乐意捐款的。我们把捐来的几十块银元和钞票都交给了学校，要求及早把捐的款寄往绥远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举国欢腾，纷纷通电声援。县中学自治会正酝酿通电声援时，警察已封锁了校门，强迫立即提前放寒假，全校师生立即离校，只准出去，不准回来，把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镇压下去了。

七七事变前，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是国民党的一套学校教育模式，对共产党没有认识。经过我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特别是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和西安事变，我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精神上感到压抑，产生苦闷情绪。中国向何处去？青年向何处去？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感到渺茫。年4月，魏金三同志从济南回长清，到县中找我玩。我们在宿舍谈话时，他问我县中学和老师的政治思想情况怎样？有什么政治活动？他谈了当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国民党执行的反动政策以及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情况，我觉得他的知识丰富，见识高明，态度也很诚恳。他给我推荐了一些鲁迅和矛盾的著作，让我多看些进步的书刊，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朋友。他说：“你有空可到县政府田赋处去找韩鸿武（韩培诚）谈谈，和他交朋友，也可以向他借书看。”学校放暑假前我找到韩鸿武，从他那里借到一张铅印小报《联系》。快放假时，夏芳林（夏叶文）、崔健义（崔健）等同学从济南回到长清，到县中找我谈话，并给我带来一大包书籍、刊物。记得其中有《马列主义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法》（平心著）、《二心集》（鲁迅著）、《大众生活》《读书生活》《铁甲车》（苏联小说）等，希望我在暑假期间阅读。这年暑假黄河泛滥，淹没了田园村庄，我住在屋顶上读完了这些书和杂志，思想上感到明亮了，为有这么有学问的同学和朋友帮忙，感到非常高兴。

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前线抗日的炮声振奋了全中国人民的心。暑假开学后，从济南转来一位姓侯的同学，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心，他向我介绍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情况、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经过和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红军在陕北改编为第八路军等新闻。我们在一起玩，毫无拘束，什么都谈。他给我一本《中国青年何处去》的小册子，读后感到很解决思想问题。

不久，战火向南蔓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平津流亡学生和济南上学的部分同学接着来到长清，住到县中，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和宣传队。这时，同学们都高唱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歌曲的嘹亮歌声飘荡在校园的上空。我参加了宣传队，准备排练《放下你的鞭子》《血洒卢沟桥》《月亮上升》等街头剧上街宣传。当时已把剧本、歌曲发给了我，但因家里有事，请假回家了。济南危机时学校随国民党军队南下，我遂辍学回家。

年冬济南沦陷前后，长清的知识分子各奔前程。大部分到共产党这边来，参加了游击队和地方党政工作；一部分到安徽投奔到李仙洲的部队里，靠了老乡的情面，去的人大小都给个官干；一部分同学在家不动，当小学教员。只有极少数民族败类，投靠日寇充当汉奸。年冬季，李仙洲部队进攻我鲁西抗日根据地时，县中校长张隆基、训育主任唐敬舆、英语教员刘达源等都被我军八路军俘虏。战斗结束检查俘虏时，学生遇见了老师。当了俘虏的老师见到自己的学生，脸“刷”地一下子红了。第一小学的训育主任朱学义和语文教员臧建翔均当了汉奸，被我政府镇压了。

年2月，南坦山阎树坤同学对我说：“魏金三、张耀南等同志在南坦山成立了游击队，已有三四十人了，现驻肥城樱桃峪。”隔了两天，我就去了肥城，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告诉我，第四大队现驻樱桃峪，出城往西北约走六七里，就望见山沟庙门上军旗招展，白布军旗上的红字是“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四大队”。见到魏金三、张耀南、袁彰武（袁振）、冯向前、冯晓云、万晓塘、崔健、张有壬等同志，还见到很多中小学时期的老师和同学。后因家长不同意，经领导同意暂时回家做地方工作。

年春季，长清县成立了抗日教职员联合会（简称教联会），通知我到赵官镇开会，地址在北门外小学。会议由吴新泉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河西的吴梦观、王新民同志，河东有我和靖茂泉同志，内容是布置宣传工作和发展会员。会后，我又到马家山靖茂泉（赵子明）家里开会。当时张耀南、吴新泉、魏金三、崔健等同志到县城附近工作，都经过我村，有时还住在我家。我也经常到独立营政治处找一些同志了解战斗的形势，接受党的教育。魏金三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6月份由魏金三、崔健两位同志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崔健同志亲自到我家和我谈话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不久，我发展了北辛庄赵淑琴（赵彬）、曹恒水两同志入党。县委准备分配我到二区区委工作，因家长不同意我参加工作，经向县委请求离开本县到较远的山区去参加游击队。没隔几天，县委批准，我就奔向东南山区去寻找游击队了。7月的一天清早，我刚出村走到山东面往南坦山去的路上，听到西南方向响起了阵阵的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又响起了机枪声和炮声。到南坦山见到魏金三同志，他告诉我是独立营在下巴公路上伏击由平阴向济南去的日本鬼子。中午冯向前、万捷三等同志撤退到南坦山休息，谈到战斗经过、胜利战果及群众的兴奋情绪。下午我就跟他们到独立营，把我介绍给政治处主任李文甫同志。当夜李文甫等同志带领我到驻肥城南任村的自卫团政治部。

自卫团在肥城南山区开办了抗日干部培训班，当晚就介绍我到固留训练班受训。训练班的负责人是徐麟村同志，教员是鲁西北来的山东省政府巡回宣传队的穆宗信、王绍云、王满等同志。在学习中成立了肥城县青年救国团，选举我当团长。学习结束就分配到自卫团的青年工作团工作了，袁振和张有壬同志是工作团领导人，不久就离开了。工作团大部分时间是在肥城农村做宣传工作，还演出一些小歌剧。这时，肥城县建立了由我党领导的泰西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县长是共产党员于会川同志，名义上是受国民党顽固专员郁仁智管辖。以后，还有东平县政府由周持恒同志担任县长，马继孔同志担任宁阳县长，自卫团调我到肥城县政府保安大队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员。冬初，国共开始摩擦，共产党领导的三个县政府的县长都被撤了职。郁仁智破坏我地方工作，他的部队开始向我泰西的游击队进攻。肥城县全体军政干部和保安大队改编为十七支队，隶属聊城专员范筑先领导，和自卫团。大峰山十支队独立营联合作战，打败了郁仁智。

由于山东抗战形势的发展，急需提高我军的战斗力，抗击疯狂“扫荡”泰西地区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共军队的进攻。年11月下旬，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十七支队、十支队独立营，集中在大峰山区黄崖、岚峪一带，统一改编为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下属一、二、三团和特务营，司令员何光宇，政委段君毅，政治部主任周持恒。活动范围：六支队是泰西地区的主力部队，全区每个县都有一个独立营或大队；一团在泰安、宁阳、汶上一带活动；二团在东平、平阴东阿山区活动；三团在泰肥山区、长肥山区活动。我在三团政治处任青年干事，三团团长于会川，政委李文甫，政治处主任王绍云。

年以罗荣桓同志为首的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到达泰西。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帮助六支队进行整编，将团缩编为营，提出配合地方党的政府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东进支队在肥城陆房一场反“扫荡”战斗中，抗击向泰西“扫荡”的日、伪军，敌人吃了我主力部队的苦头，大快人心。陆房战斗的胜利，对创建泰西根据地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东进支队又抽出部分军政干部到六支队工作，加强与充实了六支队的骨干力量。部队的军事技术、作战指挥、政治工作，都有显著的提高。泰西地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日益扩大与巩固。群众的广泛发动，各群众组织的普遍建立和活动的开展，群众觉悟大大提高，积极参军支前。拥政、拥军、优属工作的开展，从精神到物质都给部队以有力的支援，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六支队在地方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一面打击和消灭向根据地疯狂“扫荡”的日、伪军，一面消灭和驱逐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赶跑了国民党杂牌军田家滨，消灭了顽固专员郁仁智，同时消灭了国民党东平五区区长陈本清、四区区长尹鼎祚（尹大鼻子）和他们的区武装。年冬，六支队完成两次向鲁南费县山区一一五师师部运送军火的任务，行军途中还拔掉了宁阳北部部分敌军据点。在杏山抗击泰安宁阳来犯的敌军，血战四日，打退了来犯之敌。从此，泰西地区日益巩固，部队不断深入到敌战区打击消灭敌人，摧垮伪政权，我主力与地方部队日益发展壮大。年2月，六支队奉命到黄河西参加讨伐叛军石友三的战役，于4月在东平戴庙一带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运河支队四团，年改编为教三旅九团，开辟汶上、梁山等根据地。年又开辟菏、巨、金、嘉、城根据地，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五县联合办事处，成为活跃在鲁西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年12月1日于河南周口

本文来源：《长清党史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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