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积极提倡功名道义的同时，庄子为那些被俗世所累的人们开辟了突破险恶人间的良方，只有在虚静的“心斋”里，才能解脱人生所背负的沉重枷锁。通过“心斋”获得心灵的安宁，或许是庄子逃避现实处境的一种手段。然而，庄子的“心斋”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消极遁世，也是深深的扎根于“人间世”这份现实土壤之上的，在生命饱经沧桑的洗礼下，通过使心灵摆脱世俗的困扰达到对现实困境的超越，从而获得一份随遇而安的心境，这何尝不为世人提供了一种生命的安慰？从这一点来讲，庄子的“心斋”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人类心为形役、倾轧纷争的共性命运，人从一生下来就注定了要永远被人与人、肉体与精神、个体与世界的矛盾冲突困扰着，那么只能从虚静的“心斋”之道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

蒲松龄的人生处世精神深受庄子的影响。刘衍青先生在他的《明清小说的生命立场》一书中谈到：蒲松龄的人生处世思想“来源于他对老庄思想的自由汲取，他像中国历代文人一样，具有儒道互补的精神，即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热诚与执著，又有道家面对困境寻求解脱的出世情怀。”生存困境的相似性是蒲松龄钦慕庄子的客观原因，高洁的清韵品格和诗人的性情是他追寻庄子的内在因素。在《长清僧》中，蒲松龄评价“道行高洁”的长清僧：“人死则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正是对保有自然天性、不受世俗诱惑的极大赞美。

蒲松龄的人生态度和处世精神对庄子“人间世”思想的继承和超越主要体现在，蒲松龄的“游世”精神和庄子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庄子思想中游世的精神，使蒲松龄得以在坎坷的人生际遇中保持直面困境、安之若命的心态。庄子认为：“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只有抛弃欲望，顺其自然，才是处世的最佳原则。前面所说的“无用之用”、“心斋”和“安之若命”的处世心态，其实都是庄子“游世”思想的体现，其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思想的影响入，蒲松龄借助《聊斋》世界游走于神奇的梦境、幻境和冥界，“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或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放到《聊斋》的幻化和冥境中去实现，并实现的非常自由，使自身的生命自由地神游于这种世界中”。

从本质层面而言，庄、蒲二人对游世精神的诠释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庄子是借助于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蒲松龄则是借助于幻化世界的文学展示，其本质都是为了超越现实困境来寻求精神上的自我解放，从而消解黑暗现实世界所带来的苦闷、彷徨和孤独感。

庄子和蒲松龄在直面人生困境时，并不是消极避世的，而是以另一种积极现实的批判精神去审视整个社会的，特别是当社会险恶、人心叵测的时候，这种安之若命的心态成为他们批判现实黑暗社会的最有效的方式。蒲松龄继承了庄子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他和庄子一样是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世界的，但他的批判精神更为彻底。身份的卑微、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是蒲松龄更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