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聂宗家族两方碑铭考释民国26年《莘县志》卷9刊有一篇《大金故聂公墓碑》，为金代御史中丞孟铸所撰，记载了宋末金初山东莘县农村乡绅聂训的生平，这也是孟铸保留下来的唯一一篇文章。这篇碑文后相继被收入《全辽金文》与《莘县文史资料第19辑——莘县碑文大观》两书，前者为全文收录，而后者则文尾遗失38字。20世纪70年代，聂训的父亲聂宗的墓志也在莘县被发现，墓志“出土于魏庄乡聂家村。志石72×70×14厘米，现藏于聂家村。志文由曾任济南府长清县丞的李自牧撰写，进士邢云书丹。”墓志的不完整录文也收于《莘县文史资料第19辑——莘县碑文大观》一书。聂宗、聂训父子生活于宋金之际及金初，虽然二人都没有仕宦的经历，也不是什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但是他们父子的碑志却为我们了解当时农村社会乡绅阶层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故此，先据《莘县志》及《莘县文史资料第19辑——莘县碑文大观》对这两方碑志予以录文，再进行简单的考释，以见金代农村社会之一斑。
一、碑志录文
故聂公墓志铭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庄生亦曰：“天下之善人少。”盖善人之难得也如此。□□善□□者，其道何先，一本于孝悌仁义而已。孝以懿敬，悌以致爱，仁以隐恤，义以拯救。虽□以□行必于是者，吾于聂公见之矣。
公讳宗，字道之，大名莘人也。自其先以农为业，曾祖讳□，祖讳庆，父讳毅，亦皆晦迹不仕。至公兄中奉大夫、卫尉卿宇，始以材起为名家，追赠父大中大夫，母安成淑人。公即大中第三子也。俭于其身，勤于其家。倾侧冰火扰攘之间，能自力业守而勿坠。为政宽厚，与人语，款款若恐不得其当其意，亦未尝加声于僮仆，故邑人推重，为长称首。
公伯仲五人，因宋末之乱，潜为避地，计将播逃焉。唯公泣曰：“祖先坟兆，岂可弃乎！谁为祀者，吾不忍也。”遂独守荫丘，主其事，而聂氏之祀赖以不乏。靖康冬，公在弇山，闻寇遽至，阖境奔走，不遑相保。公不顾其子，唯与其嫂赵氏及侄宜叔会于邑郭，慨然披荆榛，冒不测，舆置他所，俾获安全。继而编民保守此方，聚以万数。会有掠四卒以归者，乃太原溃兵也，缚于树下，将杀之。公适自外入，谕众以理，亲释其缚，引至卧内，旦以悉遣。犹虑其不能免也，因送至邑。四卒列拜辞谢曰：“使我辈再生者，公之力，誓不忘德！”
刘氏阜昌间，有误遗金于路者，直可数百千，公偶得之。复遇人仰天怨吁，因询其所以，乃前遗金者，具言衰老夫妇，持此以为命，今遗之，死其至矣。公怜而与焉，渠再拜谢而去。
先是宋宣和年，沧景大饥，民就食魏博，道殣相望。公为经理饘粥，全活者甚众。凡公之所存乐见于孝悌仁义者类如此。呜呼，真可谓善人也已。公顷自安乐镇还里，偶遇寇于霍店，攘其衣马，执见魁长号王保义者。遽呼同类曰：“此公善人君子，汝辈何妄执之耶！”使令归其物，谢罪而送之。
未几，李氏作乱，唯魏博尤被其患。公又为所逼，乃奔桑桥镇北边村，以力惫卧于道侧阱中，喟然叹曰：“死生有命，今安所逃，当伏以俟之。”俄即群寇毕至，杂沓于路，而公竟不为寇所见，因遂脱去。此皆非人力所致者，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信可征矣。予谓百余年变故相仍，而世之守业者沦胥凋谢，鲜克有终。独聂氏如此之久，何哉？由公之所维持者异也。前辈论嚚子憸孙，险名剧位，以为能守其业，必非可久之道。则公于兄贵之时，当任子弟，反能推让于其季，所存又可知已。虽乏名位，然天之报公宜于五福，所得多矣。
公先娶颜氏，继室刘氏。子男四人：长曰许，天眷二年登进士第，见带奉议大夫、前行泰安军新太县令、骁骑尉，赐绯鱼袋；次曰训，专于治生；次曰诜，以兄之荫供奉班祗候，见带进义校尉、尚书刑部令史；次曰谦，屡获名荐。女五人，皆适士族。孙男六人：曰允恭，以父之荫供奉班祗候，见带进义校尉；曰温恭，皆场屋有声；曰愿恭，亦举进士；余未名。曾孙三人尚幼。公享年七十有六，以正隆五年三月十四日终于家。诸孤将以五月十九日丙申奉公葬于县之西北弇山乡修文里祖茔之域，来请铭，纳于圹中。予与公姻家，知公为最审，铭其可辞？
大金故聂公墓碑
维大定十八年秋七月辛卯，聂公卒于家。是年冬十月辛酉，再葬于卫之莘邑弇山乡修文里先公之兆次，礼也。先公讳宗，持身以纯德，教子以义方，时人推之曰“积善君子”。以长子许擢进士第、中大夫、河东郡开国伯致仕，追赠奉训大夫。奉训之先讳毅，亦以长子宇中奉大夫、卫尉卿，累赠大中大夫。大中之先讳庆，隐德弗曜，以农为业，世居莘野，廉孝传家，士之称家风者归焉。公讳训，字彦，一兄二弟：许、诜、谦，许即中大夫也；诜前判南京警巡院，官承信校尉；谦累进士第。
早世当宋季，伯父中奉，官游淮右，因家襄阳。公钟爱于伯，与随侍焉。继而河北汹汹，奉训公敦遣夫人刘氏挈第三子诜亦往避地。值寇攘途梗，弗克诣公所，但寄他郡。乱有间，公知之，涕泣放声曰：“天属离散，生且何益！”时襄阳已为贼破，伯族各失所在。公徒跣崎岖，艰苦万状，始获觐省太夫人暨弟合并居。无何，遘遇皇朝扫平祸乱，四海一家，公乃扶老携幼以归。遭时多故，父母兄弟路绝如千里，音阻十余年，幸复完聚，皆公之力也。公以备尝险阻，愈加勤恪。虽素号巨室，不敢有所恃。奉训公察其有克家之志，遂以家事付焉。
公从事孜孜，须臾不怠，纪方再易，业已增倍。兄大中官及荫，格义不忍先己之子，禀于奉训公，欲从长荫二弟。公闻之，即跪于前曰：“翁经营勤劬，训自幼居外，未尝服其劳，当尽干蛊之道，俾公优游晚境，乃所愿也，安敢复有意于仕进，但得弟侄荣达足矣。”如是故让。奉训公叹赏久之，欣从所请。
公平昔以唯诺闻，赒人之急，财力轻于秕稗。昨正隆末位，城为暴客窃据，未浃辰，王师克复。公念莘为乡梓之区，亦所胁从，闻尚城守，恐剿戮无遗类，乃诣府恳给谕檄，为招抚之。有妹婿张德彝挽之，且曰：“方余寇纷窜，何遽蹈不测耶！”公曰：“不然，吾常不畏义死，不荣幸生。坐视乡人涂地，了不知恤，姑以偷安为念，吾弗忍为。”即慨然而往。由是百里内竟获保全，实所赖也。是时，调役杂乘，因之以寇掠，家赀一空。事平，公努力措画，不日而复，公仲荣列士版。公每虑养廉未给，常以赀供，遣僮仆接踵于道，是以伯仲清名著于当世，亦公之与有助焉。
公常馆遇宿儒，教导弟侄辈，例成伟器。公幼壮为良子弟，老为贤父兄，以葺家甚力，未届凋暮，遽婴沉疾，竟难就药，享春秋六十有四。公凡三娶：初配孙氏，继谷氏，皆先公卒。今赵氏，俱以宜家称。子男二人：长曰忠良，始举进士，谷氏出也；少曰季良，未冠。女六人，各适名族。未葬一月，同母弟承信诜壮兄之行，特谒邑人孟铸曰：“唯子有通家之旧，敢以铭为请。”铸少公二十五岁，以童子得见。于今三十年，知公为详，义可已乎！乃系之以辞曰：
仁俭孝让。出于天性。应物以诚，持身以正。如何所飨，弗称其德。用遗后昆，福宁有极。
二、聂宗家族——宋末金初农村社会乡绅的代表
莘县，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处，今属山东省聊城市管辖。宋代，莘县属于河北东路大名府管辖。金代，莘县是大名府路大名府的属县。聂氏家族世居莘县，从有名字可考的聂宗的祖父聂庆开始，至其父聂毅，都以农为生，没有仕宦经历。到了聂宗的兄长聂宇开始，这个家族才开始走上仕途。聂宇不知是否进士出身，官至卫尉卿，其文散官则为第七阶正四品的中奉大夫，其父聂毅也因此被追赠为文散官第八阶、从四品上的大中大夫，母亲追赠为安成淑人。聂宗的长子聂许进士出身，文散官至正四品中阶的中大夫，封爵则为正从四品的郡伯。聂宗因长子当官被追赠为从六品下阶的奉训大夫。聂宗次子聂训没有当官，其弟聂诜官至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警巡院使，武散官则为正七品上阶的承信校尉。聂训的另外一个弟弟聂谦及长子聂忠良也中进士。这样，聂氏家族从聂庆到聂忠良的五代，前两代都是务农，后三代则代代都有人做官或举进士，其家族也逐渐开始了由富及贵的历程，也因而在当地农村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聂宗家族世系表
聂氏家族以农业起家，经过三代逐渐积累，成为当地农村中的富裕士绅阶层，并开始走向仕途，在当地社会中有着足够的话语权。在五代的发展过程中，其家族有如下特点：
1.力耕读书，勤俭持家
聂氏家族务农起家，聂宗墓志记载：“其先以农为业”。聂训墓碑记载“以农为业”。其具体的起家经历不可得知，但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农业无疑是其家族的本业。聂宗“经营勤劬”。继承聂宗掌家的聂训“从事孜孜，须臾不怠，纪方再易，业已增倍”。在20多年的时间内，聂氏家族的财产已经增倍，可见耕作之勤劳。在因力耕致富的同时，聂氏家族对于后代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其家族从第三代其开始读书，聂训“常馆遇宿儒，教导弟侄辈，例成伟器。”也就是为子侄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加以教育。聂宗墓志也称其孙“皆场屋有声”。聂宗“俭于其身，勤于其家”。聂训也“仁俭孝让”。在封建社会，勤俭持家是一个合格的大家长必备的素质。
2.孝悌相传，亲族和睦
在宋金易代之际的纷纭局势中，聂家始终能保持家族地位不坠，正如聂宗墓志的撰者孟铸发出的疑问：“百余年变故相仍，而世之守业者沦胥凋谢，鲜克有终。独聂氏如此之久，何哉？”这主要是由于聂氏家族内部和睦，对待长辈尽孝，对待同辈则互相谦让。这在聂宗、聂训父子两人身上都得到了体现。聂宗“于兄贵之时，当任子弟，反能推让于其季。”也就是聂宗的兄长聂宇当官可以荫补子弟，但是聂宗加以推让，让给了弟弟。在宋末混乱的时局中，聂宗也能够先保护家族其他成员，将自己的子女放在其后。一次，“闻寇遽至，阖境奔走，不遑相保。公不顾其子，唯与其嫂赵氏及侄宜叔会于邑郭，慨然披荆榛，冒不测，舆置他所，俾获安全。”受到聂宗的影响，其子聂许、聂训也能够互相谦让。聂许当官可以荫补子弟，“格义不忍先己之子，禀于奉训公（即聂宗——笔者注），欲从长荫二弟。公闻之，即跪于前曰：‘翁经营勤劬，训自幼居外，未尝服其劳，当尽干蛊之道，俾公优游晚境，乃所愿也，安敢复有意于仕进，但得弟侄荣达足矣。’如是故让。奉训公叹赏久之，欣从所请。”聂训还唯恐当官的兄弟薪俸不够用，作出有损清廉之事，而经常予以资助，“常以赀供，遣僮仆接踵于道，是以伯仲清名著于当世，亦公之与有助焉。”这样，家族内部的团结和睦，才保证了家族的长盛不衰。
3.为善乡里，造福乡梓
聂氏家族作为当地的“巨室”，并没有骄奢淫逸、为富不仁，而是为善乡里、造福乡梓。聂宗、聂训父子都积极行善，都有善人之称，聂训更被称为“积善君子”。在他们的碑志中也记载了很多善事。聂宗“为政宽厚，与人语，款款若恐不得其当其意，亦未尝加声于僮仆”。他还在宋末的乱局中挽救了将要被杀的四名宋军太原溃兵。在宣和年间（—）的饥荒中，他向饥民施粥，挽救了不少生命。在被刘豫伪齐统治的阜昌年间（—），聂宗路拾巨金，返回给了失主。聂训“平昔以唯诺闻，赒人之急，财力轻于秕稗。”在金海陵王正隆年间，他勇于任事，保全了周围百里百姓的安全。详见下文。
三、碑志所见宋末金初山东、河北乱局
宋末金初直至金代前期，莘县所在的山东、河北交界地区持续战乱不断，既有北宋末期
的农民起义，又有金军对北宋的进攻，也有金朝前期的人民起义。这些都在两方碑志中有所反映。
聂宗墓志记载：“公伯仲五人，因宋末之乱，潜为避地，计将播逃焉。唯公泣曰：‘祖先坟兆，岂可弃乎！谁为祀者，吾不忍也。’遂独守荫丘，主其事，而聂氏之祀赖以不乏。”聂宗兄弟在宋末兵荒马乱之际，最终选择了在家乡固守，而没有逃奔他乡。但是在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想要获得人身安全是难上加难，聂宗本人就两次险遭不测。北宋末宣和年间，聂宗有一次“自安乐镇还里，偶遇寇于霍店，攘其衣马，执见魁长号王保义者。遽呼同类曰：‘此公善人君子，汝辈何妄执之耶！’使令归其物，谢罪而送之。”这是第一次险遭不测。安乐镇是宋金时期恩州历亭县（今山东武城县东北旧城东）所辖，《金史·地理志》载该县有新安乐、旧安乐两镇。位于今山东省西北部。霍店很可能就是今莘县县城北十公里的河店镇，而且从“寇”的首领王保义非常了解聂宗来看，此地也离聂宗的家乡弇山乡不远。王保义所率领的“寇”应该是北宋宣和年间山东、河北农民起义的一部分。
北宋徽宗宣和六年（），由于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劳役沉重，山东、河北的百姓不堪重负，纷纷起义反抗。“甲辰宣和六年，是岁，河北、山东盗起，命内侍梁方平讨之。时转粮给燕山，民力疲困，重以盐额科敛，加之连年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给，至自相食。于是饥民并起为盗。山东有张万仙者，众十万，号敢炽。张迪者，众五万，围浚州五日而去。浚州去京才一百六十里，而初不知。河北有高托山者，号三十万。其余一二万者，不可胜计也。”除了上述张万仙、张迪、高托山等人领导的较大规模起义外，还有郓州李太领导的起义使聂宗第二次险遭不测。
“未几，李氏作乱，唯魏博尤被其患。公又为所逼，乃奔桑桥镇北边村，以力惫卧于道侧阱中，喟然叹曰：‘死生有命，今安所逃，当伏以俟之。’俄即群寇毕至，杂沓于路，而公竟不为寇所见，因遂脱去。”所谓的“李氏作乱”，应该就是李太领导的起义，号称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曾“平郓州贼李太”。韩世忠也“尝与张俊俱破郓贼李太于碱河”。郓州为今山东省东平县，位于莘县东南。李太起义涉及的范围较广，“魏博”也就是以今河北省大名县为中心的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一带，莘县正处其中。聂宗为了避难，逃奔其家乡北边不远的桑桥镇北边村，桑桥镇为宋金时期大名府冠氏县辖镇，今为山东冠县桑桥村。
生逢乱世，不但遭遇了宋末的农民起义，聂宗还遇到亡国之痛。莘县是被金军将领斜卯阿里于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六年，）攻陷的。“天会六年，伐宋主，取阳谷、莘县，败海州兵八万人，海州降。”之后，金将阿鲁补留守莘县。“梁王宗弼取开德，阿鲁补以步兵五千赴之。大名境内多盗，命阿鲁补留屯其地。贼犯莘县，闻阿鲁补至，即溃去，追袭一昼夜，至馆陶及之，皆俘以归。”所谓的“贼犯莘县”，应该是宋军的残余部队或是宋末的农民起义武装对金军的反攻。对此，聂宗墓志也有记载：“靖康冬，公在弇山，闻寇遽至，阖境奔走，不遑相保。公不顾其子，唯与其嫂赵氏及侄宜叔会于邑郭，慨然披荆榛，冒不测，舆置他所，俾获安全。”聂宗墓志由金代长清县丞李自牧所撰，他自然不会称金军为寇，所谓的“寇”和上文所引的“贼”的含义是一致的，所记也是同一件事。
据聂训墓碑，聂训在宋末与在襄阳做官的伯父聂宇居住在一起。河北局势大乱时，聂宗让夫人刘氏带着第三子聂诜前往襄阳避难。但是路途上也是盗匪横行，难以抵达襄阳，只能在其他地方暂时居住。此时的襄阳也被流寇李成攻陷，聂训备尝艰辛，崎岖奔波，才找到刘氏与聂诜，后来局势安定后，才返回家乡。
金海陵王完颜亮统治时期，由于征伐南宋的需要，而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备战，由此所引起的横征暴敛激发了大范围的人民起义，其中莘县所在的大名府地区也发生了规模较大的起义，莘县也卷入其中，聂氏家族再次受到惊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起义爆发于正隆六年（）九月，“庚寅，大名府贼王九据城叛，众至数万，所至盗贼蜂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莫敢近。上又恶闻盗贼事，言者辄罪之。”王九就是王友直，“初，郓州王任以罪亡命，金人重赏捕之急。大名府王友直方聚众，任归友直，友直得任甚喜，乃假任契丹（原文如此—笔者注）以聚众。完颜亮犯淮南，友直聚众已数万，遂破大名府，有众数十万。”这次起义是完颜亮统治时期最大的一次人民起义，由于大名府是大名府路的治所，地处完颜亮南下伐宋的要津，位置十分重要，完颜亮因而采取了残酷的屠杀手段来镇压起义。“冬十月王友直起于大名，耿京起于济南，陈俊起于太行，乘时而啸聚者处处有之。亮首知大名之乱，拊髀而叹曰：‘朕兵未行辄挠其后，虽匹夫、匹妇不可留。’即遣都统斜也将兵万人攻大名，多与少尽洗之。大名之众闻风而自溃焉。斜也杀居民三十万口，灭族者一千七百余家。”虽然死者达三十余万未必可靠，但发生了屠杀确是无疑的。梁肃在这之后担任大名府少尹，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正隆末，境内盗起，驱百姓平人陷贼中不能自辨者数千人，皆系大名狱。肃到官，考验得其情谳，出者十八九。”起义失败后，王友直率余部投奔南宋。
据聂训墓碑，莘县也曾被义军占领，但旋即被金军收复。聂训作为当地有名的士绅，在当时危难的局势中，不听妹婿的劝告，不避个人人身安危，到大名府求得安定民心的公文，使百里内的百姓得以保全。这固然是聂训努力的结果，但主要的原因还应该是大名府的执政者如梁肃等人出于大动荡之后安定局面之需所作出的安排。经此之乱以及此前完颜亮的横征暴敛，聂氏家族家财为之一空。
四、关于碑志的作者
聂宗墓志由曾任济南府长清县丞的李自牧撰写，李自牧《金史》无载，生平不详。聂训墓碑由与聂氏家族有通家之好的孟铸撰写。孟铸《金史》卷有传，他是章宗、卫绍王时期的名臣，官至御史中丞，为人刚直不阿。其生平不再赘述。《金史》中没有记载孟铸的生年，而据聂训墓碑，我们可以得知其确切生年。墓碑载“铸少公二十五岁”，也就是比聂训小25岁。墓碑载聂训卒于大定十八年（），卒年64岁，则聂训当生于年，孟铸当生于年，也就是金熙宗天眷三年。
（本文原刊于《辽金史论集》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6月出版，为方便阅读，所有注释均已被省去。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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